《三体》与我们的未来(26)

刘慈欣的“文化自觉” 
2011年《死神永生》的完成札记中，刘慈欣表达他对科幻与现实关系的“盛世危言”，同时对“急功近利”完结《三体》系列做了一个委婉的自我辩护：
“说科幻是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他们都不以为然，但这是事实。只有在安定的生活中，我们才可能对世界和宇宙的灾难产生兴趣和震撼，如果我们本身就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科幻不会再引起我们的兴趣。事实上，中国科幻的前三次进程中的两次，都是被社会动荡中断的，社会动荡是科幻最大的杀手。现在，平静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年，感觉到在社会基层，有什么东西正在绷紧，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愿这只是一个科幻迷的杞人忧天，但愿太平盛世能延续下去，那是科幻之大幸。”

从这段自述可见，刘慈欣清醒地认识到科幻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兴于安乐，衰于忧患。社会安定和发展是科幻繁荣的前提，因为安定的社会才会促使人们思考世界和宇宙的可能灾难，从而居安思危，进而改善现存社会。相反，如果社会本身动荡不安、危机四伏，那么忧患之中的人们不会对预言和描述世界和宇宙灾难的科幻文学感兴趣，因为人们本身就生活在更真实因而必然更有感染力的动荡现实之中。而且，为了防止人心不稳或过于悲观，动荡社会一定会有意无意地限制科幻对未来社会的负面想象，甚至质疑或否认科幻文学的创作动机本身。刘慈欣表达了对“太平盛世”延续的期待，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悲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