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垮掉的一代”(2)

赴武汉支援的北京协和医院医生曹玮说，2003年暴发SARS疫情时，她是一名医学生，是“被保护者”，这次她很自豪能到武汉“为人民和国家而战”。
她强调了自己对更年轻护士们的敬意——他们中大多数人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对SARS只有遥远的记忆，“但当病毒来袭的时候，他们都站了出来。”
每一支被紧急派往湖北的医疗队里，都能找到“站出来”的故事——微信群里的报名“接龙”即可显示。不少年轻人不约而同强调自己的“优势”：“未婚、未育、父母健康，家里无负担”。
“2003年，我还只是个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那时候被一群不认识的医护人员保护着；如今我成为那个医护人员，来保护其他不认识的人。”武汉协和医院护士许浩远在日记里说。
许浩远的祖父2月去世，而她没法回家送别，只能在日记里哀悼。在火神山医院，军队派去增援的护士吴亚玲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只能含泪面向家乡的方向鞠躬。
23岁的郑益欢，开车从宁波到武汉，辞了职，带着全部家当——被褥、脸盆、衣服、鞋子、方便面和水等。他是甘肃人，原本在宁波一家民营医院做护士，从网上看到武汉市武昌医院的招聘启事，投了简历。
2月16日，郑益欢接到武昌医院的电话，问他“现在能不能赶过来”。当时这家医院处于危难时刻，院长刘智明两天后因感染新冠肺炎牺牲。
郑益欢决定去武汉。他的辞职申请里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疫情当前，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更有责任去一线支援。这是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更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亲友都劝他不要去。他承认，希望在人生中留下个印记，多少年后再回忆起来，当全国人民支援武汉时，自己是其中一员，“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也在”。
新同事对他表示了惊讶或佩服。但在武昌医院，和他类似的还有4位90后，分别来自河南、山西、山东和广东。
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任性，“想来就会想办法来，想做的就去做，不会考虑那么多”。
20多岁，正是人生最繁忙的阶段，有许多人生大事要完成。去武汉，有人暂别了刚出生的孩子，有人推迟了婚期。2月28日这天，武汉雷神山医院为上海来的护士于景海和周玲亿举行了“战地婚礼”。他们的婚期是2月28日，婚纱照都已拍好。1月23日武汉“封城”那天，他们在回老家过年的路上接到了组建医疗队的通知。
“战地婚礼”寒酸得多，只有一束鲜花，持续了不到20分钟，婚戒都是用彩带扎的，证婚人强调他们“把防护服当作婚纱”。但这对口罩下的新人表示，他们将终生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