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书《伦敦一家人》记述一战后、大萧条时期作者一家真实故事(2)

两党之争，在这一时期的政治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与希特勒的变形术，让这对夫妻分辨不清孰对孰错，可这不正是那个年代的集体困惑吗？两党之争落实在家里，就是真切的民生，夫妇二人最关切的事情。然而，战争在这十年之尾终于来到，和上次战争只相隔了20年。儿子被安置在相对安全的乡下，父子分离。
1940年至1950年，战争让这幢房子屋里屋外变化很多：窗户贴上了防碎的胶带和夜间防止漏光的遮光罩，父亲在院子里临时建起防空掩体，屋内桌子也被改造为防空掩体。炸弹还是来了，老屋第二次出现在读者眼中，满目疮痍。天空依然蔚蓝，鸟儿也在飞翔，白云之上却漂浮着一串串巨大的白色防空气球，这是战争时期伦敦天空的典型画面。夫妇俩站在屋前，父亲左手依然搭在母亲左肩上。战争接近尾声，德军对伦敦的空袭更加频繁，父子俩差点儿丧命于德军发明的新型自杀式武器v1飞弹之下。战争还是结束了，老屋张灯结彩，我们又看到了美好的蓝天白云，夫妇二人站在屋前庆祝，父亲左手搭在母亲左肩，右手举着啤酒……工党的获胜让父亲雀跃，可工人的福利还是泡影，两人的争吵以一方的发怒与尴尬收场。他们的儿子在这十年间悄悄长大，选择学习艺术。
1950年至1960年，新时代来临了，学艺术的儿子、电冰箱、电视、电话、音响——新事物的来临快得让父亲都有些猝不及防。和平时期的争吵在家里更多地围绕于政见的不同，夫妻俩的关系真像工党和保守党的关系，吵个不停，却又谁也离不开谁，可谁又比另一个强呢？不信，火车上母亲与陌生人关于二等车厢取代三等车厢的讨论是多么讽刺！
1960年至1970年，物质生活迈进的步伐越来越大了。父亲还是天天看大众化报纸，与母亲再少有政治立场的争执。家里出现更多的是来自新思想的冲击。儿子作为家里新思想的代表，无论从外形还是内心，都与父母习惯的形象有大段差距。儿子和新婚妻子的装束，是那个年代披头士和小野洋子的造型。儿媳精神不稳定，我想起另一部电影《阿甘正传》里面的詹妮，让人对这小俩口的生活充满好奇，那是另一个未知的故事。母亲看不惯儿子的长发，每次都拿着梳子，想让儿子把头发打理一下，儿子大声地拒绝，让母亲垂头丧气。更让母亲接受不了的，还是价值观的冲突。也许在对房子的选择上，父亲更能理解儿子一些，因为在年轻的时候，他也曾想拥有一间乡间小屋。
1970年至1971年是全篇的结尾，最深情的高潮。母亲病了，儿子在床前没有拒绝她手中再次递过来的梳子。你可以说那是因为母亲的病，可谁能否认儿子此时与母亲的和解不是出于自己真诚的理解呢？这一部分都是围绕着母亲生病来叙述的：她虚弱，开始记不住很多事情，开始变得像小孩子一样。在父亲不在的时候，母亲悄悄问儿子：“刚才那个老头是谁？”他连老伴儿都认不出了，以为自己的老伴是丈夫年轻时最喜欢的电影明星。面对母亲生病和最后的离世，作者让自己的形象在画面上时而沮丧，时而绝望。父亲的独处时光是作者想象中的画面：他打电话告诉儿子母亲离世消息时的一帧帧背影，吃饭时摆两副餐盘，孤单地自说自话，生病后独自面对的痛苦，我似乎看到了作者在画面背后流泪的一双眼。父亲在母亲去世后一个月故去，这回老屋再次出现，蓝天白云，房屋出售的牌子又一次立在屋前，儿子儿媳站在原来父母的位置，儿媳的右手搭在儿子的右肩之上，战争结束时，儿子在院子里种下的梨树已经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