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为什么会杀了李大钊？是历史的缘故，还是个人情仇！(14)

狱中自述手迹局部
从文笔看，李大钊同志对书法有相当高的造诣，字迹秀美挺拔，行文流畅自然，最起码证明了写这篇狱中自述的时候，李大钊并未受“竹签子”“拔指甲”之类的酷刑，否则字迹不可能如此流畅。写过毛笔字的人应该知道，受伤的手，对写字的影响多大。狱中自述一共改了三稿，应该不是一天完成，所以这期间，李大钊同志很可能并未遭受酷刑。狱中自述有两千七百字，原文大家可以自行去找，我只放上最后一部分：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谨呈。
李大钊同志否认自己所作所为是“犯罪”，也知道自己很可能会牺牲，所以说“钊实当负其全则”，以减轻其他同志可能遭受的伤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尚在掩护同志，保存中华文化传承，此等风范，正如当时报纸所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也是后世为国共两党共同感其品德气节而追掉纪念的原由之一。
当然，李大钊同志狱中斗争的情况，现在基本已不可考，唯有通过这两份档案分析当时情况，可以得知：
李大钊同志尽量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以掩护同志；坚持信仰，即民族解放之事业，毫无妥协；在讯问中对答如流，极富智慧，使敌人丧失了动用酷刑的可能。这种斗争策略和技巧，非一般人能掌握。
当时坊间和报纸多有传闻，说李大钊等党人在被捕后受过拔指甲等酷刑，但警察厅予以否认，在1927年4月30日《警察公报》第2版发出声明：
复旦社云，昨据警厅某要人透出消息，外传警厅此次侦查党案，曾用刑具，李大钊之指甲亦不存在等语，实属误传。查厅中自破获此案后，对于在押诸人，格外优待，绝无威吓逼供之事。本厅审讯盗犯，向不用刑，何况党人乎？李大钊自到厅后，精神甚安适。厅中遇有秘密文件，不悉内幕时，向彼询问，彼多尽情说明，用刑二字，实安不上。现在此案证据始末，业将告一结束。惟因其余各人，不肯说出真姓名，以致耽误时间。究竟何日可交法庭，此时不敢断定。至高等检察厅之侦察证据，系该厅应有之职责，与本厅无关云云。”
当然，有人说这是一面之词，未可轻信。但可以从其他方面的报道获得旁证。比如，各报都报道李大钊烈士在就义前，曾索要纸笔写遗嘱被拒绝，《狱中自述》文笔流畅，字迹清晰，这说明李大钊的手上没有受过拔指甲这种酷刑，否则手根本握不住笔，也就谈不上要纸笔了。其次，李大钊等烈士牺牲后，遗体被放在下斜街长椿寺，等待家属认领。如果李大钊等受过酷刑，尸体必然会能发现痕迹。鉴于奉军并未控制北京舆论，而率先收敛李大钊遗体的是北大同人，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影响力，此事必然公开见于媒体，这会让奉军非常被动。但后续报道并没有这些。另外，此次牺牲的20名烈士唯一的女性张挹兰（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妇女部部长），在走向看守所刑场前，“身段极活泼，首左右顾，发随之动，面色自然”，显然是未受过酷刑的行状。2011年《人民网》转载供状，认为以这种情况看，反动军警实无用刑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