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为什么会杀了李大钊？是历史的缘故，还是个人情仇！(4)

杨度
杨度不放心，派儿子杨公庶去东郊民巷等着，结果到晚上八点，没有人出来。杨度急了，自己去等，买了碗馄饨耗时间，结果只等到了两个人出来。这两人告诉杨度，李大钊同志得到消息了，开了个会，大家普遍认为张作霖应该没有胆量破坏国际公法，消息不一定准。即便消息准，恐怕使馆区周围已经密布军警，走不了了。只有此二人离开。
第二天杨度再派儿子去东郊民巷，发现那里已经是军警林立，封锁了所有道路，如临大敌。这才知大事去矣。
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侦缉队派出了200人，个个佩戴手枪，还有宪兵、保安等配合，达数百人之多。李大钊等40余人被捕，此外还包括苏方15人。李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女儿李炎华和李星华同时被捕。
参与抓捕行动的警察后来回忆，他们冲进去的时候，里面的人正在焚烧文件。但因文件用的是上等纸张，不易烧透，只烧掉很少一部分，警察随行带来消防车灭火，消防队员甚至还带了水银灭火：防止破坏纸张。所以，警察搜走7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指令。
后来整理包括：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1927年1月30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等等。这些都作为给李大钊同志定罪的“罪证”。
1927年4月7日《晨报》报道：
“昨晨十时半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停留多辆洋车，便服行路者徘徊观望，过者早知有异。迨十一时有制服警察一大队，约一百五十名，宪兵一队，亦有一百名，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余皆集中包围俄国大使馆旁邻之中东铁路办公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
“至被捕者之人数，报告不一，其较可信者，则俄人十四五名，华人四十五六名（中有仆役等），而华人之中，姓名尚无从调查，唯据外人方面消息，则李大钊、路友于二人，似在其内。”
《申报》刊发题为《北京军警搜查俄馆界详记》：
“除捕人外，尚搜的各种物件甚多”
“物件之中，有步枪三十余支、手枪十余支、手提机关枪二架”
“此外如宣传品及关于共产党书籍等，不计其数”。
苏联使馆发表抗议照会，数日后使馆三十余人离华。莫斯科10万人游行，抗议军阀擅闯使馆抓人。
中国方面，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容纳共产党人，阴谋扰乱中国治安，并藏有种种之武装、宣传赤化之物品”，“此实违背国际公法”，破坏1924年《中俄协定》（顾维钧和加拉罕代表各自国家签署）。4月19日，中国外交部把搜集的证据分送各国公使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