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重间谍”袁殊的晚年生活(2)

1955年袁殊被捕时，王端已经与他离婚，住在上海。22岁的大女儿马元曦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二女儿曾昭12岁，三女儿曾曜11岁，大儿子曾龙10岁，小儿子曾虎9岁。几个年幼的孩子住在北京南长街勤劳胡同20号院子里，生活依靠中调部每人每月发放的20块钱补助，几乎无人照看。
“其实小时候我最依恋的还是父亲，因为我一直跟着他，直到他被捕之后几年，我都总想他，后来不想了。”曾龙说。
曾龙有时会想，父亲为什么不好好地当一个报人？哪怕不当报人，就在印刷厂当个学徒，将来变师傅，也算个老工人。既然要选择这样的职业，又为什么要这么多孩子？“你实际负得了责任吗？你就把我们拖向了政治的深渊。”他说。
袁殊回京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一家人聚在曾昭家里。袁殊让大家传阅了他带来的军事法庭判决书，原文连同附件一共8页。
1965年，袁殊被宣判为国民党CC特务、军统特务、日本特务、汉奸，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本应在1967年刑满释放，但因为“文革”，又被关押了8年。
看过判决书，曾龙和曾虎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父亲竟然是这样一位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
传阅一圈之后，坐在角落里的袁殊开了口：“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
大军山农场准假25天，袁殊和子女、亲属见面不过三四次，却能准确道出每个人的性格和处事特点，这一点让曾龙十分叹服，“不愧为老牌特务”。
1978年夏天，曾虎去大军山农场探望袁殊，住了三天。曾虎说，袁殊的工作是看菜园，住在平房里，房间里摆放着订阅的报刊。他对曾虎说起，“四人帮”倒台了，他相信有些问题可能会有新的说法。
曾虎说，对父亲过去给国民党做事觉得可以理解，但是给日本人做事，是汉奸，作为子女，也认为是不能原谅的。
沉默半晌后，袁殊说，自己曾这样问监管的李队长：“你在解放军当过兵，如果你的连长让你冲锋陷阵，你能违抗命令吗？”
居无立足之处
1980年1月，袁殊第三次请假回京。
此时，他已身患半身不遂，治疗后病情有所缓解。在1月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长寿对于无所事事的人来说，却是老而不死是为贼了！”
前两次回京，袁殊都向组织提出了要求重新审查的申诉，均无果，这次他抱着不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就不回去的决心，打算破釜沉舟。
袁殊陆续见到了一些20多年前的旧相识，给夏衍、李一氓、熊向晖等当年隐秘战线的老战友都写了求援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