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不凿空义无玄理——略说《仪礼》郑注

作者：贾海生（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
礼典的践行与演习，都远远早于礼书的撰作，甲骨金文的记载可以为证。礼崩乐坏之际，僭上已成风尚，守礼无所依凭。鲁哀公便借恤由之死，令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于是士丧礼才被写成书本。自此之后，好古怀旧而又识礼的君子陆续将列士至于王朝的各种礼典书写下来，以为行礼、习礼的根据，因而在七十子后学之间传抄研习（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与〈仪礼〉书本的撰作》）。虽遭秦火之灾，或有散失亡逸，仍不绝如缕，流传于世。
汉惠帝解除挟书律，禁书纷纷复见于世。就《汉书》的记载与出土文献而言，汉代流传的先秦礼书，共有以下几种文本：1.今文本，西汉初年高堂生所传，共有十七篇；2.淹中本，相传出于鲁地淹中，共有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相同；3.孔壁本，鲁恭王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礼书；4.河间本，河间献王从民间征集的礼书；5.汉简本，195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西汉墓葬的礼书，分为三种，共有九篇，详见陈梦家《武威汉简》。
高堂生所传十七篇礼书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通称今文本。淹中本、孔壁本、河间本礼书皆是用先秦古文写成，通称古文本。古文本甫一出现，立刻就被深藏秘府，常人不易得见。汉代流传的所谓古文本，皆是用隶书转写的文本。因为古文本初出时，秦废其字近百年之久，非博学之士不能尽识其字，只有经过通人的隶定，才能为学者持有而不断传习。汉简本虽是用隶书写成，也是从古文本转写的文本，可称为古文或本（沈文倬《〈礼〉汉简异文释》）。汉代流传的今古文本礼书，当时或单称《礼》，或称《士礼》《礼经》《礼记》等，无《仪礼》之称。据黄以周《礼书通故》的考辨，东晋时十七篇今文礼书才被称为《仪礼》。《仪礼》有经文，有记文，亦有传文，而传文仅见于《丧服》。
东汉末年，郑玄为其所习十七篇今文礼经作注，兼综今古，择善而从，若从今文则今文在经而于注内叠出古文，若从古文则古文在经而于注内叠出今文，若注不言今古文而仅言某或作某，表明当时流行的文本还有今文或本、古文或本。因此，谛审郑注，不仅今古文之别依稀可见，非今非古的别本亦可略睹其貌。自郑注本流行以后，今古文各本逐渐消亡。郑注十七篇今文礼书时，除马融《丧服注》外，其余皆无旧说可承，可见郑注本实有开创之功。通观《仪礼》郑注，言不凿空，义无玄理，略说其为礼学之宗的特点如下。
郑注十七篇礼经时，面对各种今古文文本，首要之务是精心校勘，撰为定本。如《士相见礼》云“挚，冬用雉，夏用腒，左头奉之”，此经是郑玄所撰定本，注云“今文头作脰”，汉简本“头”作“梪”，《说文》训头为首而训脰为颈，则郑意以为从古文作头义长，而梪则是脰字之误，陈梦家已有说明。据此一例，已见郑玄校勘之精。据李云光《三礼郑氏学发凡》统计，郑注引古文异文258条，其中称或本者8条；引今文异文261条，其中称或本者13条；今古文文本字数不同，注言“今文无某”者43条，注言“古文无某”者3条。据此可见郑玄校勘，既不左袒右护，亦不擅改经文。若今古文相同而实有讹误，郑玄无从决择，则其定本虽存旧貌，却必在注中据理驳正。如《觐礼》中的“四享”，注中据字形、文例、礼制断为“三享”之误。凡此之类的校勘驳正，反映了郑注不墨守文本，无偏执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