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艺术界（一）：艺术是天然排斥大众的吗？

本文的两位作者，艺术家、作家尼娜·杜布罗夫斯基（Nina Dubrovsky）和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威尼斯双年展上感到，艺术界似乎在有意制造“排斥感本身”。一方面，先锋派艺术家提出了创造力的普遍性和“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的口号；另一方面，作为“全球金融的延伸”的艺术市场必须通过制造“稀缺性”，来维系“美学价值结构最顶端的价值”。文化教育中对创造力拜物式的强调，在大众中再生产着“艺术类别和形式的精细级别与等级”。当代实验音乐试图打破高雅和通俗音乐的区分，却没能动摇这种顽固结构。就连“反资本主义批评家”围绕艺术所生产的话语，也服务于制造稀缺性这一市场需要。
似乎只有“在社会革命期间”，当“市场本身也即将成为过去”，“排斥性结构”才会真正被动摇。保守主义者宣称革命是危险的，“把任何人的美学观点应用到公共领域”都必然以灾难告终，企图重塑人性、“创造新人”的斯大林时代便是一个例子。然而苏联也为大众而不仅是少数精英提供了从事创造所需的经济基础、文化资源和闲暇。在俄国艺术家马列维奇设想的“艺术共产主义”中，“人人都将创造”并参与到“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中来，而不会将其变成机械化生产或陈词滥调”；这种观点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从事创造的能力和意愿，因此社会教育的目的不是重塑人性，而是把创造“所需的基本工具”提供给“先前被排斥在外的”底层和边缘人群。
在两位作者看来，艺术先锋派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早期浪漫主义者坚信文化是大众的集体创造，艺术天赋只是“人类一向在做的事情的典型化与强化”。他们谴责资产阶级社会桎梏了人的创造天性，为了找到某种“完好的人性”，他们把目光投向“原始人、孩子和疯子”。这种对原初和纯粹的文化的寻求随后沦为文化保守主义乃至纳粹主义，但它对天赋自由的信念和社会批判性也和法国大革命有类似处。当宗教与农业封建制一同在工业化中瓦解，不再能为人提供具有稳定性和意义感的文化，圣西门的追随者们和实证主义者孔德试图指派不同的阶层来填补先前神职人员的角色：后者指认了科学家，前者认为艺术家应当成为“引领人走向自由平等的文化的先锋”。然而，该如何消除疯狂的天才与麻木的观众的区分，寄托在人类未异化的原初创造力上的希望又如何免于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呢？
本文首发于e-flux，原文链接见文末。
我们想就艺术界如何同时作为解放的梦想和排斥性的结构运作，提出一些初步想法；一方面，艺术的指导原则是每个人都应当真正成为艺术家，但事实上它又绝对、不可避免地不是这样。艺术界仍然建立在浪漫主义原则之上，这些原则从未消失；但浪漫主义的遗产包含两种观念，首先民主观念，认为天赋是一切人类的本质维度，即使它只能以某种集体的方式实现；另一种则认为，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总是某些个人英雄式的天才造物。艺术界实际是在用前一种观念的幻影诱惑着人，以便从根本上激烈地维持后一种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