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和中世纪是如何认识心脏的？丨世界心脏日(5)

盖伦的循环系统模型。还有一点很令人遗憾，盖伦对希波克拉底早他600年提出的四体液说深信不疑。四体液说是指认为人体中有四种由肝脏和脾脏产生的物质——体液，分别为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对应着自然界的四种元素——空气、水、火和土，而且每种体液都具有热、冷、湿、干四种性质中的两种。上述排列组合令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不同文献中的记载不尽相同，不过最为关键的是，如果你想保持身心健康，就必须维持四种体液的平衡，因为每种体液对人体有着与其特性相应的影响。正因为有了这套理论，医师们及当时所谓的理发师医匠们在之后的几百年里都在探索应对体液过量的方法。举个例子，发热，以及伴随发热出现的脸颊潮红、心跳加速等症状会被视为血液过多导致的结果，于是当时的医务人员就靠减少血液量来缓解，经常给患者放血。人们相信，冷静、平和、面色发绀（青紫），比狂热、躁动、面色潮红更健康。类似地，盖伦认为，各种体液以不同的比例混合能让人们显示出不同的性格特征。“多血质”的人，体液主要是血液，性格乐观，喜好交往；而“胆汁质”的人没有耐心、暴躁易怒；“抑郁质”的人充满黑胆汁，容易忧伤；“黏液质”的人看似安静沉寂、冷漠平和。这些词汇，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有人在用，虽然今天的人们已经不会再拿它们来武断地定义一个人的性格，只是用来形容暂时的精神状态，但其在历史上有过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虽然盖伦犯过很多错误，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理论给科学发展带来的真正打击并非出自他个人，而是中世纪的教会认为他“受到了神的点拨”，无可挑剔，这才保证了其理论得以长久地流传。盖伦著作等身，现存的著作就有将近300万字。罗马帝国陷落后，他和其他罗马科学家名声受损，著作没能立刻从古希腊语被翻译成拉丁语（当时学术交流所用的语言）。不过在中世纪前期，盖伦的著作主要被叙利亚的基督教科学家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后续又从阿拉伯语被翻译成了拉丁语。盖伦本人不信基督教，但其著作因众多译者的信仰而带上了越来越浓的基督教色彩。经过这么“折腾”，他的著作越来越迎合中世纪教会的口味，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教会对盖伦等一众理论与教义可融合的科学家十分偏爱，这导致盖伦充满错误的理论在世界各地都被奉为不可挑战的医学至理。216年左右盖伦去世，可他的理论在他死后还流传了1000多年。直到进入16世纪后，许多探寻真理的医生才发现他们在典籍中读到的内容和他们的实际观察结果不符。最终，这场由教会支持的对新医学研究的打压，变成了知识的蛰眠，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漫长的“冬眠”。受到盖伦的影响而流行起来的医疗操作，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放血。放血一直流行到了20世纪前夕，“寿命”长得惊人。最早把放血当成医疗手段的是埃及人，然后这种操作逐渐传入古希腊和古罗马，并在19世纪的欧洲达到顶峰。那时候的医生和理发师医匠笃信四体液说，使用经过特殊设计的放血器械来治疗多种疾病，包括鼠疫、天花、肝炎等。女人要靠放血来“治疗”月经，准备进行截肢手术的人要靠放血来减少在肢体中循环的血量，甚至连溺水的人都要靠放血来拯救！相反，有些被诊断为“缺血”的病人，则会被强迫喝下刚处决的犯人的鲜血。古罗马的癫痫患者会喝下刚被杀死的角斗士的血，这可能就是这种操作的起源。医学史学家费迪南德·彼得·穆格和阿克塞尔·卡伦贝格进行过调研，发现有些古罗马医生认定饮血可以治疗疾病。部分癫痫患者的症状确实自愈了，这无疑被人当成了这种说法的佐证，但其实根本与饮血无关。放血操作“挺过”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一直持续到19世纪才终于为人摒弃，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吧。从欧洲到北美，科学和艺术都在不断地进步着，唯独医学在许多方面却停滞不前。而且，就算很多地方禁用了用于放血的“医疗器械”，比如放血刀（外形就是一把小折刀）和放血箱（内置多个刀片的小箱子，患者需将手指插入箱内），人们也还能搬出一种更加古老的放血“工具”——欧洲医蛭（Hirudomedicinalis）。欧洲医蛭是一种水蛭，属于环节动物（和蚯蚓一样），具有锯齿一样的牙齿，唾液中含有一系列抗凝血剂，以吸血量大闻名。医生利用这些特点，拿它们来治各种疾病，从头疼脑热到精神疾病都少不了用它们。史上第一个发现心脏左右两侧 连接通路的人 幸好，在西方医学被盖伦的错误理论拖累几百年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还能自由地进行探索。在美国的一档电视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中，如果提出“威廉·哈维是什么人？”，那么势必有人会回答：“第一个正确地指出血液如何流入和流出肺的人。”威廉·哈维是17世纪的英国医生，但准确地说，肺循环早在哈维出生前300年就已经被人发现了。那时候全天下都笃信盖伦的学说，那些针对血液循环提出不同意见的探索者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