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澄清三星堆不是外星人的遗产，三个北大考古人做了一次快手直播(4)

雷雨、徐坚和王澜都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的校友，因为快手直播又重聚在了一起。但在过去的三十年，他们走的是三条完全不同的路径。
雷雨是重庆万州人，1984年毕业后分配到三星堆遗址工作。那时他对考古学还没形成系统的认知，也没有特殊的自豪感与成就感。他只觉得苦。
他记得北大有两次实习，一次生产实习，一次毕业实习。生产实习去的山西农村，冬天冷，夏天热，日晒雨淋，没有地方洗澡，每天只能吃馒头。有一回冬天睡炕，烟囱排气不好，刚睡下煤气就往头顶窜，熏得雷雨和同学差点一氧化碳中毒。

雷雨｜受访者供图
毕业时雷雨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去中学当历史老师，要么去考古单位。雷雨不想坐班，所以分配到离重庆很近的广汉，也就安之若素地待下去了。1986年三星堆考古大发现时，雷雨恰好在家养病，错过了那次发掘，不过他那时倒也不觉得遗憾。“我还没有进入这个角色，所以那些文物对我还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不像这次，出来一件没见过的新东西，真有点激动。”雷雨说。
从1986年到2021年两次大发掘之间，雷雨陪伴三星堆走过了相对沉默的三十五年，以他自己的描述，就是每天上午挖，下午整理，周而复始。以前网络不发达，报纸要去城里买，每天的娱乐活动就是听收音机和去村民家看黑白电视。
“身体上很累，心理上很枯燥，但一有点新发现，好像又能支撑下去了。”雷雨说，“我们做的是商周考古，出来一个东西可能就能改写一段历史。人类在没有文字记录的阶段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是最为神秘、最为扑朔迷离的，书写或者说补写那段历史，就是我们的工作。”
而与雷雨扎根在具体地点进行考古工作不同，徐坚所做的便是穿针引线，将文明的碎片连缀成脉络。徐坚197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读中学时深受八十年代人文思潮的熏陶，很早就开始关心中国文化的缘起与未来。
“那个时代会教会你很多东西，我们对物质没有确切的憧憬，我们反而有一种罕见的文化承担感。”徐坚确信考古是一门朝气蓬勃、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学科，大学毕业后他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念艺术考古硕士，之后又回北大取得了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