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生的长河，为无数无名无姓的人的渡船而流｜沈从文诞辰120周年(12)

这番话乍看起来，确实充满了一个“乡下人”对人不知我的抱怨，尤其是紧接其后的沈从文站在“乡下人”的角度对那些“不知我”的“城里人”生活精神状态大段的批评：
“你们是城市中人。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
沈从文着意制造出一种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对立：乡下人是“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是漂泊无依，但却吃苦耐劳，并能从中“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的，而城里人却是匆忙杂乱，为声光色相所疲惫，神经敏感但精神却麻木不仁的。

1929年，初闯上海的沈从文，沈龙朱绘。
“乡下人”与“城里人”孰优孰劣，在沈从文的对比之下一目了然。而这恐怕也是他这个乡下人在城里十年的切身感受。在乡下的少年时代充满了“大千世界微妙的光，希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即使因为逃学被父母责打罚跪，也能开启乐趣无穷的幻想之旅，让灵魂在乡野的山河中尽情地释放。而在城里，他所有的，只是一间贮煤间改造的“窄而霉小斋”，逼仄、困顿、疾病、贫穷这些困扰城里人的典型的都市病无一不在折磨着他，不妨引用几则他在上海时期的日记，便能看出城里带给沈从文的是怎样的生活体验：
“（1928年7月16日）文章作完了，得当了衣去付邮。这一周是非到连当衣也无从的情形中受穷不可了……
（7月17日）我想如此写下一个月，则我可以将这样一种东西卖三百块钱了。虽然这全是无秩序的不足为外人道的自己又卑劣又无聊的感想，只要是能写，又能卖，我仍然得靠这个东西救活我这一家三人的性命……
（7月18日）我是罪人，年纪已快到卅，还不能使母亲过一天无衣食忧愁的平安日子。别人的儿子，二十岁左右，事业金钱全不会从手中逃遁了。最无用的东西还可以为人摇旗喝道用劳绩升官发财。至于我，我所得是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