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此走向虚无主义，这要从一张日食照片证实“相对论”说起(10)

1922 年 5 月 18 日，他们在巴黎会面了，那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狐狸》首演结束之后为佳吉列夫和全体演员举办的派对，作曲家和他的舞台设计师巴勃罗·毕加索也出席了这场派对。普鲁斯特此前已经冒犯过了斯特拉文斯基，他很不明智地让乔伊斯顺道搭乘他的出租车回家。这个醉醺醺的爱尔兰人告诉普鲁斯特，自己一个字都没读过他的作品，被激怒的普鲁斯特则回敬道，自己在驱车前往里兹饭店（他在那儿的夜晚随时都有约会）之前也从未读过乔伊斯的作品。6 个月之后，普鲁斯特去世，但在这之前，著名数学家卡米尔·韦塔德已经在一篇文章中把他奉为爱因斯坦的文学诠释者。乔伊斯在他的《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中用一句双关语“Prost bitte”把他给打发了。
有人认为，像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这样一些作家（当然还包括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观念）“摧毁”了 19 世纪，这个观点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异想天开。19 世纪见证了个人责任哲学——我们每个人都分别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的观念——的高潮，那是犹太－基督教和古典世界的共同遗产。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在分析艾略特对《尤利西斯》的裁定时所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像沃尔特·佩特（在《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一书中）这样重要的美学家完全可以把“以一束猛烈的、像宝石一样的火焰燃烧”的能力归类为“生活中的成功”。“在 19 世纪，”特里林写道，即使“像佩特那样优雅而超然的人，也可以理所当然地根据个人的生活做出成功或失败的判断。”19 世纪的长篇小说本质上都涉及个体在道德上或精神上的成功。《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不仅标志着反英雄的闪亮登场，而且标志着个人英雄主义作为想象性创造的核心元素的毁灭，以及不屑一顾地摒弃了对道德平衡和道德裁决的关切。
个人自由的行使将不再是人类行为中极其有趣的特征。
这与塑造时代的新兴力量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如今第一次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权力的宝座，是诺斯替教的另一种形式，它声称自己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从经验上洞察其背后隐藏的真理。马克思有一席话，引人注目地预示了我刚刚引用过的弗洛伊德的那段话，他说：“表面上看到的经济关系的最终模式……与其内在的然而却是隐藏着的根本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完全相反。”表面上，人们似乎在行使他们的自由意志，做出判断，决定事件。但实际上，在那些熟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人看来，这样的个体，不管多么强大，都不过是一些漂浮物，被经济力量那无法抗拒的汹涌大潮冲来冲去。个体的表面行为只不过隐藏了他们几乎完全不知道的却又无力反抗的阶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