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火第一部分关于出神的实例(18)

回到“吹笛人、异教团体与专制主义者”，在那一章节我们接触到了一些危险，考察了非寻常状态对个人和团体所带来的陷阱与诱惑——换句话说，是强制与劝服的二重性问题。在这里，将继续深入探讨这一线索，将注意力的中心点放到两种如今在强制和劝服上有最大既定利益的体制上：军队与商人。
在这个事例中，你将看到非寻常状态如何与其他强有力的科技一起，通过实际应用，在伦理道德及政治方面产生众多复杂而又难以预料的结果。
极小的傻瓜
1953年，美国国防部遇到了麻烦[1]
。美国海军领航员弗兰克·施华伯（Frank Schwable）上校的飞机在朝鲜被击落，之后他却出现在了中国无线电广播上。他坦白说，自己曾接收到使用生化武器的命令。这起事件简直就是公关的噩梦。如果美国国防部让施华伯继续持此说法，国防部中的部分官员就会因违反《日内瓦公约》而被逮捕；若国防部否认他的说法，那就是在伤害一个授勋军官及战俘。
正如安妮·雅各布森（Annie Jacobsen）在她最近的著作《五角大楼之脑》（The Pentagon’s Brain
）中讲述的那样，国防部部长要求道[2]
：“这是用战争犯罪的新形式来全力污蔑朝鲜的活动，也是对残暴行径进行改良的新形式，也就是精神谋杀，或者说‘精神扼杀’。”如果说施华伯是专制主义式精神扼杀的受害者，那么他的证词就完全无效，而爱国精神则得到了支持——干净利落地解决了一个难以应付的问题。
美国国防部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精神扼杀是一个比较笨拙的词。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以来都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上，谨慎地考察[3]
一个更富吸引力的口号：“洗脑”。这个词轰动一时，简洁概括了“冷战”时代最深的恐惧之一——你的个性、你的自由意愿都会被一个集权主义国家所劫持。
美国中央情报局给美国大众及其军事行动文化所灌输的洗脑说法，其恐惧程度如此深入人心，使得洗脑都成为“冷战”时期的主要威胁之一。因此，即便洗脑这种可怕的妖魔鬼怪是他们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为了能够与它相搏，完善思想控制设备与药物成为最高的机密、最高的优先事项。
在施华伯的无线电声明发表之后不久，美国国防部官员风闻，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神经科学家[4]
可能已经发现了他们一直以来在寻找的技术。几乎每一个政府机构的代表——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美国联邦调查局、陆军、海军、空军以及国会——都争着去敲约翰·利里博士（Dr.John Lilly）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