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洛奇电影的双重挑战与超越之一：工人阶级与新的“国际歌”(4)

影片中革命的组织者或启蒙者的位置也值得深思。山姆第一次现身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被拯救的对象出现的，他在楼里被保安围追堵截，是玛雅把将藏入了垃圾车中，帮助他逃脱了出来，当他再次出现时，则是作为革命、斗争的组织者出现的了，而这一形象在他最后被群众簇拥在中间，发表关于“面包与玫瑰”的演讲时得到了最充分的塑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看革命者与群众的关系，是前者拯救了后者，还是被后者所拯救了呢？这也牵涉到知识分子（革命的宣传者、组织者）在革命运动中的位置问题。这不仅在于对启蒙背后知识权力关系的发现，而且在于一种相对主义观念的揭示：这样的行动是否真的对群众有益，是你观察到的世界有问题还是你观察世界的眼光有问题？——这种返观自身的思考一方面使对世界与自身的认识深入，同时也减弱了革命性的力量。在《面包与玫瑰》中，当山姆得知贝尔塔因他的失误而被开除时，表现得很无奈，但他很快就与玛雅开始一起喝酒了。
我们不能过于苛刻地要求革命的组织者，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真正的力量在于劳动者自身，正因为此，影片中玛雅刚到大楼去的时候，一个老工人对她所讲的那段使用吸尘器应该像跳舞一样才更值得重视，劳动与劳动中所体现出的美感应该是劳动者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而这是革命的组织者所无法传达给劳动者的。
如果说《面包与玫瑰》侧重于对阶级间的压迫与反抗，那么《自由世界》则更侧重于揭示民族国家之间的压迫性的结构。影片中有两条线索，一个是女主人公安吉创业的过程，一个是跨国劳工在“自由世界”的处境。在这个影片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安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异化”，她被解职后开创自己的“中介公司”，为跨国劳工介绍工作，但在这一过程中，她逐渐变得冷酷起来，为了租用新的办公室，她扣发工人的工资，为了给自己“非法移民”的工人找住处，给移民局打告密电话驱逐占据棚户区的其他非法移民，以至于跟她合作的露丝也离她远去。而她最后也遭到了报复，先是在街上被人痛打了一顿，后来儿子则被移民工人绑架。在“绑架”这一场戏中，最能见出肯·洛奇的立场，这些蒙面的移民虽然貌似“恐怖分子”，但却是讲情讲理的，甚至是十分温柔可爱的，他们只是要回他们“该得”的工钱，而并没有伤害安吉和她的儿子，在她儿子的眼中，这些冒充警察的“叔叔”只是让他跟他们玩了一会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肯·洛奇的同情首先在这些来自伊朗、波兰、捷克的“跨国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