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刘虹位(2)

“这要换个其他人，我肯定不喝，可老廖都五十多岁的人了，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驳他的面子，我做不到。”刘虹位把自己面前的分酒器倒满，同老廖碰杯后一口干下。
“喝完我就没记忆了，醒来发现我正躺在县医院里输液呢。”
因为对酒吧感兴趣的一句话，刘虹位围着各式各样的饭桌，扎扎实实原地待了一周，只在偶尔清醒的时候，时间上见缝插针地走访了几户农家。回到广东，父亲问他感觉怎么样？
刘虹位说，农民自酿的粮食酒太猛了，和这帮人喝酒太累了。父亲说，你不要在酒桌上做一个性情中人，喝起来没边儿，想一想到底对这件事情感不感兴趣？
感兴趣。刘虹位回答。为什么？父亲又问。
“我见到那个地方、那些人，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而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不知道我能不能做成，我得再去看看。”
刘虹位在广州歇了一个礼拜，随即带上行李回灵寿县。开始注册、创建公司、跟各个部门打交道。公司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招工，刘虹位发现当地几乎没有年轻人，都到石家庄谋生去了，有一定学识水平的外地年青人则不愿到这个地方来工作。本地常住居民多是老年人、孩子以及一些在当地拥有资源与人脉的人。
再次在公司食堂见到老廖，刘虹位拿出带来的山崎威士忌给他。老廖说你来给我倒一杯，我尝尝洋味儿。刘虹位说，这不是论杯整的粮食酒，得拿冰块搁进去，小口慢慢喝。话没说完，老廖已经放下手里的粥碗，打开酒瓶给自己来了个满杯。一杯干到肚里，老廖砸吧着嘴点评了一句：不沾不沾，给我换白的。
这一回，刘虹位没有陪老廖喝大。
将一些当地官员介绍来的人员招入公司缓解用人问题后，他的产业园区计划正式启动。
起初，最让刘虹位感到困惑的是，他接触到的一些在贫困县生活的种蘑菇的老百姓，非常反感“扶贫”一词。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根本就不贫困，当刘虹位告诉他们自己是来帮助他们做技术升级，解释只有让产品的品质更好，他们才会拓宽销路、收入提升时，很多人一笑置之。
“他们觉得现在就挺好的，每天上午工作，中午喝酒、下午睡觉，晚上再喝一顿，这么过着开开心心的，一个月可能两、三千块钱的工资也就够了。没想过要去发什么大财，或者是要做成什么。在那个小县城里面，思维已经适应了资源全面受限的局面。对于他们来讲，你来扶贫是你要挣钱，政府是要做业绩，关我们的事吗？如果非让做，可以啊，政府给钱可以做，政府不给钱让我自己去做，你让我多费一点点的力气我都不愿意。怎么办呢？我说好，我掏钱，政府来做，你们出点力气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