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叶集》译本众多，赵萝蕤的版本何以“最佳”

美国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伴随了几代中国读者的成长。早在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之初，这位大诗人就已经被当时的留日学生介绍回国。先是田汉于1919年《少年中国》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一文，文中选译了《草叶集》里的诗歌片段。随后，郭沫若又在《时事新报》上翻译了《草叶集》里的一篇《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自此打开《草叶集》在中国的译介之门。
回顾《草叶集》的百年翻译史，可谓名家辈出、译本众多，那么《草叶集》的诸种中译本各有什么特点？赵萝蕤先生的译本又为何能够脱颖而出、被众人评为“最佳”？
民主与自由之歌
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受到白桦派作家影响，对惠特曼推崇备至。彼时国内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郭沫若从惠特曼恢弘震撼的诗句中兴奋地找到了自己的声音。郭沫若不仅是中国翻译《草叶集》的先驱，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深受惠特曼影响，甚至可以说，没有《草叶集》，就没有郭沫若石破惊天的诗集《女神》。如今看来，不管是自由无拘的外在形式，还是激越高亢的情感表达，《女神》这部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都无法摆脱《草叶集》的影子。
郭沫若之后，《草叶集》又受到徐志摩、徐迟、公木、袁水拍、荒芜、绿原等诗人的关注，他们都曾零星地翻译过惠特曼的诗歌。不过在民国年间，《草叶集》的翻译还要属楚图南的贡献最大。
楚图南一生有过多种身份，他是革命家、外交家，也是学者、翻译家、书法家，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领导人。楚图南1899年生于云南文山，14岁离开文山到昆明上中学，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从李大钊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大学毕业后，楚图南回到昆明，任教于省立一中。1925年，楚图南返回北京，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见到李大钊，李大钊要求他转赴东北工作。楚图南到东北后，迅速与当地党组织建立联系，并在多所学校任教，利用中学教员身份向青年学生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早期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