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间山庄事件50周年：时代、性别观念冲突视角下的事件重探(6)

（1971年若松孝二拍摄的纪录片《赤军－巴解人阵：世界战争宣言》中，PFLP（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简称“人阵”）成员Leila Khaled讲述了自身作为无产阶级一员参与战斗的思考。）毫无疑问，促成“总括”发生的并非其主导者森恒夫、永田洋子的某种私人仇怨，而是基于一种协助成员们快速成长变革的逻辑。另一方面，迅速告别软弱的自己而成为真正的战士，这也符合决意上山的激进成员们的自身期待，因而无论是“总括”要求的对象，抑或是被要求协助的其他成员，几乎均未对实施“总括”表现出什么抵抗，然而这依然令人不解：武装斗争或许确实要求参与主体的变革，但为什么一定要做到杀人的地步？由于成员间不存在明显纠纷，我们似乎只能把惨剧归因于某种集体动力学的结果。在1991年出版的著作《至死的意识形态——日本赤军派》中，美国社会学家帕特里西娅·
斯坦因霍夫便将分析的重点定位于组织形态及基地生活的环境因素。在她看来，“总括”类似于一种“自我意识增强活动（consciousness raising）”——共同在场的成员进行有组织的自我和相互激励，以期实现精神力量的提升。这一做法在欧美社会中的互助戒毒戒酒协会、病友会乃至减肥小组中都有广泛的运用，然而如果使用不当，自我意识增强活动将会逐渐失控，并最终导致可怕的后果。斯坦因霍夫认为，存在着三方面的因素，导致这样的失控无可避免地发生在了山岳基地之中。首先，主导者缺乏此类活动的组织经验。以森恒夫和永田洋子为首的领导集团在高昂的目标引导下，不断要求对象进行更深刻、更彻底的自我反省，而其他成员之中也没有任何踩刹车的角色，暴力程度走上了不断激化的单行道。其次，其总括目标内涵过分模糊，缺少借以判断达成与否的客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