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故事|从春晚出发，我和壬寅虎年有个约定(2)

我11岁开始从事速滑训练，2002年改练短道速滑。那些年，父母靠每天走街串巷卖豆腐赚的二三十块钱，维持家里正常生活的同时，还要供给我的训练开销。为了支付我的学费、训练费、器材费，家里几乎一直是负债状态。我走上冰场的最初心愿，那就是想靠滑冰改善家里的条件，那时候整天盼着专业队出成绩后发工资。
进入国家队后的生活无疑是残酷的。当时身处首都体育馆的训练基地，我的室友是刘秋宏，训练时的队友有王蒙、周洋、孙琳琳，面对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好的速滑运动员，让我“压力山大”。我能做的只有埋头训练。不被淘汰，站稳脚跟，然后才有参加世界杯、世锦赛、冬奥会的机会。
凭借不服输的那股劲儿，我对自己越来越“狠”。除了每天教练安排的日常训练之外，我还会给自己“开小灶”，在空无一人的训练场上“孤独地滑行”，每天训练8小时以上，后来，男队教练专门把我调过去跟男队员一起训练。这是幸运也是压力，以至于后来，我最讨厌的时间段是7－9月，最讨厌的娱乐方式是爬山，因为“晕山”。
7－9月是我们的储能期，10月到来年3月是展现成果的时期，储能情况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自己赛场上的表现。而储能最主要的训练方式就是每天背着6公斤的沙袋，顶着烈日，在山路上蹲曲90度以下，模仿冰场上的动作，负重爬山，真可谓“所到之处，皆是汗水”。有时候我想挺起身休息一下看看景色，却会因供血不足，头晕目眩，对山的厌恶也由此而来。
幸好，无数日夜的辛苦付出终于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淬炼成金。自此，我多了一个头衔——冬奥冠军。如今，看见赛场上那些“上得冰场、下得课堂”的小将们，他们身上有着无限放松的状态，像是一个个放飞的风筝，充分享受着竞技体育带来的乐趣。
在这些青年人背后，我看到了大家心态的变化。金牌，不再是比赛的唯一，对拼搏者的尊敬、对失利者的宽慰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正如中国队加油歌《势不可挡》的歌词：“赢了陪你狂，输了一起扛。”这种新体育爱国主义的背后，是一个体育强国、世界大国日渐成熟的国民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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