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和你讲四个小故事(6)

中学时代的敖慕麟并不知道这些。他只觉得“凤凰”出的书很好读，就像白岩松的书和《南方周末》一样好读。这些读物自有某种默契的写法，不是向无垠的世界拓展，而是向具体的心灵纵深。它们驱使着一个对“人”感兴趣的中学生作了些启蒙式的思考：这个由文字搭建起来的“小人物”是谁？他平凡的生活里藏着哪些生命的光芒？可以如何贴近，又应该怎样体察这份微茫的力量？或者说，究竟是我遇见他，还是他遇见了我？等等。
如今被我们称为“非虚构”的写作，在彼时敖慕麟的头脑里留下过一场深远的洗礼，他开始以“新闻学”为工具，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交道即整合，他走了多长的“道”，便把自己与多少故事整合在一起。你可以说——他从家乡走到人大再走到浸会，或从武汉走到北京再走到香港。也可以说，他是从一所最好的新闻高校，走到了另一所最好的新闻高校。但这样的描述都太过武断。
敖慕麟不需要目的地，他只需要目的。目的是“人”。他与人打交道，便是把自己与人文主义整合在一起。所以当他开始以一名专业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发挥作用，敖慕麟就感受到了对目的地的抵达。
起初，他在凤凰卫视做日班新闻编辑。住在距离公司大概12公里的公寓，每天早上必须打车上班，因为出发时的凌晨四点还没有公共交通。风雨无阻，赶20分钟左右的路程，在五点前到达办公室。敖慕麟首先要迅速地把自己沉在报纸与网站里，准备七点的一小时读报直播。再把自己吊在监视器上，盯紧这个当家节目不会出错。最后，他才能在忙碌了四小时后的八点钟终于吃上早饭。如此短暂休息，继而将类似的工作流程与节奏再度上演三轮。直到《凤凰午间特快》完播，他今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大的社会历史之间自由穿梭是一种能力，米尔斯谓之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是敖慕麟的能力。就职于“凤凰”的那些年，诚然，他站在了东西方文化与传统现代文化的焦点处，但这也是做记者的几年，他还站在了“我”与此时此刻同时活跃着的那些“他者”之间。或许是因为与父亲有太多童年回忆发生在车里，所以当敖慕麟开始写“早班故事”时，故事便天然地多与交通有关：相处久了普通话竟也变好的出租车驾驶员，相传有两个硕士学位、人见人爱的“TVB车神”，第一位对他说“谢谢你”且深情演唱了《西海情歌》的的士司机……皆如此，初极狭，才通人。敖慕麟得幸瞥见那些仿佛若有光的山口，便乘兴钻了进去，酣畅地经历了一场场心灵的交道，探索出秘境不为人知的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