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人类理性是所能承认的唯一权威(3)

一个重述》（中译本名为《正义新论》--译者）一书，在我们的采访中，他谈到了该书的内容。这本简短的著作是由埃林·凯利（Erin Kelly）编辑的，在书中，他努力以紧凑的形式表述他用毕生的时间对正义所做的研究工作。1999年，他又出版了自己的《文集》，由塞缪尔·弗里德曼编辑，以及他的《道德哲学史讲演录》，由芭芭拉·赫尔曼编辑，于2000年问世。
在哈佛大学爱默生楼（Emerson Hall，为哈佛大学哲学系所在地）里，哲学专业的学生间传诵着一个关于罗尔斯的故事。有一次，罗尔斯在参加论文答辩时，注意到阳光直射博士候选人的眼睛，便起身站起来为他遮阳，虽然站得很不舒服，但他一直站到答辩会结束。从罗尔斯的工作、思想和生活(尽管他倾向于保持个人生活的私密性)中映射出了一个人的形象，这个人密切注视着正义、社会福利和个人幸福。

▍哈佛哲学评论：请向我们谈谈你的一些个人情况。你是怎样对哲学产生兴趣的？

罗尔斯：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样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的，或者说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兴趣。我只能说说当时发生的事情。我去普林斯顿大学，并最终成为一名专修哲学的学生。在我还是新生的那年九月份，希特勒侵犯了波兰，欧洲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一切。我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关于战争问题本身的文献。当然，在那一代人中，我们都知道自己早晚要投入战争。战争经验使那一代人与晚近的几代人极为不同。我从军三年，从1943年初到1946年初，在太平洋区域的新几内亚和菲律宾以及在日本渡过了一些时光。我不能确切地说出这对我有什么影响，但影响肯定是有的。战争结束后，作为1946年春季学期的研究生，我回到了普林斯顿。

▍哈佛哲学评论：你进入普林斯顿时，希望自己成为哲学专业的学生吗？

罗尔斯：当时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曾在康涅狄格州的肯特学校就读，那是一所私立学校，在那里，我没有很好地发展和形成我的学术兴趣，我曾考虑过几个专业，包括化学和数学，但我马上就发现这些专业超出了我的范围，最后我选定了哲学。

▍哈佛哲学评论：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军中的成长经历。你后来的一些关于正义的思想是否更多地受到了你对美国当时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思考的影响？或者说受到了你对军队社会结构感受的一些影响？

罗尔斯：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不知道我们去做某件事情是为了什么，或者说不知道某件事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我三年的战争经历肯定有重要的影响，但我说不出这些年代对我具体有什么塑造作用。当我思考我持有的哲学观点时，我看不到它们可以追溯到我在那些年代中的经历。我经常想，肯定有联系，但我一直不能确定。也许这是我对自身反思的失败。当然，就像许多人那样，我不喜欢军队，我认为军队的第一要务是服从文官政府，因此我坚决地退役了。对此，我没有什么新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