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欺骗了，那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纪念茨威格逝世80周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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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
这件事使我第一次感到战争的恐惧。第二天，我偶然遇到贝尔塔·冯·苏特纳，她是我们时代卓越的、大度的卡珊德拉。她出身于名门豪贵之家，青少年时代在自己的故乡波希米亚的城堡的附近目睹过一八六六年战争的惨状。她抱着佛罗伦萨夜莺般的热情，认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就是防止第二次战争，甚至是完全杜绝战争。她写了一部享誉世界的长篇小说《放下武器》；她组织过无数次和平主义的集会。她一生中最大的功绩是唤醒了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良知，促使他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奖，以弥补他发明炸药所造成的损害。当时她非常激动地向我冲过来，在大街上就高声嚷嚷，而她平时说话是很安静、亲切的。她说：“怎么现在人们还不明白刚发生的事，战争已经开始。那些人再一次在我们面前掩盖真相，对我们保密。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行动起来？这些事与你们的关系最大！
站起来去抵抗！团结起来保卫自己！不能什么都让我们几个老太婆来干，没有人会听老太婆的话。”我对她说，我就要去巴黎。也许我们真的会发表一份联合宣言。“为什么说也许呢？”她急促地说，“形势比以前坏多了，战争机器已经在运转。”虽然我已心神不定，但我还是尽力来安慰她。

贝尔塔·冯·苏特纳旧照。
在法国，我遇到的第二件生活小事不由得使我想起那个老太太的预见是多么准确，她看到了未来。可是在维也纳，人们很少认真对待她的话。那是一件特别小的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一四年春，我和一位女友从巴黎前往都兰，准备在那里小住几日，为的是要凭吊达·芬奇的陵墓。我们沿着卢瓦尔河散步，春风和煦，我们贪图欣赏春色，晚上回到住处时，两腿似铅重。于是，我们决定到十分安静的图尔城去看电影，过去，我曾在那里拜访过巴尔扎克的故居。
这是郊区小城的一家电影院，它不能与用闪光金属板和玻璃装饰起来的现代化豪华电影院相提并论，只是凑合修起来的一间大厅，里面挤满了各类小人物：工人、士兵、市场上的女商贩，他们是一些真正的老百姓。他们无拘无束地闲聊，同时向污浊的空气中喷着斯卡费拉蒂牌和卡波拉尔牌低劣香烟的蓝色烟雾，尽管室内挂着“禁止吸烟”的标牌。银幕上开始放映《世界要闻》，先是英国的划船比赛，观众照常闲扯和抽烟；接着银幕上出现了法国的阅兵式，人们仍没有注意；随后是第三个画面：威廉皇帝到维也纳拜会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银幕上，我看到了熟悉的维也纳西车站冷冰冰的站台，站台上站着一些警察，正在等候进站的列车。接着出现的是年迈的皇帝沿着仪仗队走过去，准备迎接他的贵宾。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有点驼背，步履艰难。图尔人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出现在银幕上时，他们善意地发出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