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欺骗了，那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纪念茨威格逝世80周年(15)

”

罗曼·罗兰旧照。
但是，我已经说过，这些短暂的忧愁时刻就像风中的蜘蛛网一样，一吹就散了。我们有时也想到战争，除了有时也想到死亡以外，其他的事想得并不多——我们也想到一些可能发生的事，不过，那些事看来还很遥远。因为当时的巴黎实在太美了，我们自己也太年轻，太幸福了。我至今还记得儒勒·罗曼想出来的那出令人着迷的闹剧，为了嘲笑“诗坛王子”，我们故意推举了一个“思想者的王子”，让一个憨直天真的人由大学生们郑重其事地抬到先贤祠前罗丹的塑像前。到了晚上，我们像一群中学生似的在模仿滑稽作品的宴会上大吵大闹。当时正是繁花似锦的季节，微风吹拂，送来一股甜滋滋的气息。面对如此多的欢乐，还有谁愿意想那些不堪设想之事呢？当时，朋友之间的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厚，而且在异国——在“敌对国家”又有了新朋友。巴黎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无忧无虑，而住在巴黎的人也以自己无忧无虑的心情来爱这座城市。
在巴黎的最后几天，我陪着维尔哈伦去鲁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报告。夜里，我们站在教堂前，教堂的塔尖在月光中闪烁着迷人的光辉——如此良辰美景难道只属于一个“祖国”，而不属于我们大家？我们在鲁昂火车站话别。两年以后，在同一地点，一列火车——他歌颂过的机器——把他辗得粉碎。他一边拥抱我，一边对我说：“八月一日，在我的卡佑基比克再见。”我答应了，因为我每年都到他的庄园里去看他，和他并肩翻译他的新诗。为什么这一年会不去呢？我也与其他朋友无忧无虑地告别。我向巴黎告别，同样是漫不经心、不动感情的告别，就像一个人要离开自己的家几个星期一样。我以后几个月的计划是清楚的。现在我就回到奥地利去，找个僻静之处，赶写那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五年后才出版），这样我就可以完成《三大师传》了。然后，我再到维尔哈伦那里去；也许到了冬天，计划已久的俄国之行就可以实现了。
为的是在那里组织一个团体，以增进德语作家同俄语作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在我看来，在我三十二岁之际，如一切顺利的话，在阳光灿烂的夏天，世界会变得更美丽，更合乎情理，就像一片可喜的庄稼。我爱这个世界，期望它有一个美好的现在，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