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欺骗了，那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纪念茨威格逝世80周年(6)

多余的力量必然要发泄出来。巴尔干的爆炸信号则显示出，战争的乌云已向欧洲靠近。

英剧《唐顿庄园》（第二季）剧照。
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惊慌，但是有一种不安始终郁结在心头。每当从巴尔干传来枪炮声，我们总有一点点不安。难道战争果真会落到我们头上？我们并不知道战争的起因，也不知道它的目的。反对战争的力量集合得太慢了，如我们所知道的，集合得太慢了，太畏首畏尾了。反对战争的力量中有社会党和数百万宣称不要战争的人——对立的双方都有这样的人，有教皇领导下的天主教组织，还有若干跨国的康采恩，另外还有少数几个反对国家统治者搞秘密交易的明智的政治家。我们这些作家也站在反战的一边，诚然，我们这些人一直是孤立地工作，单枪匹马，而不是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很遗憾，知识分子通常抱漠不关心的消极态度。由于我们的乐观主义，我们在思想上不会预见到战争的来临，根本不会去想战争带来的各种道义上的后果。当时社会名流写的重要文章，没有一人提到过战争问题，或者大声疾呼去告诫人们警惕战争。
当我们以欧洲的思维方式来考虑，在世界的范围内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当我们在自己的范围内——对于时局我们只发挥间接作用——认清这样的思想：不分语言和国别，以和平的明智态度增进谅解和加强思想上的团结，我们认为这就足够了。并且，恰恰是新的一代对这样的欧洲思想最为拥戴。我在巴黎曾看到一群年轻人团结在我的朋友巴扎尔热特周围；他们和老一辈不同，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好侵略的帝国主义。
儒勒·罗曼、乔治·杜阿梅尔、夏尔·维尔德拉克、杜尔丹、热内·阿科斯、让·理查德·布洛克等人先组织了“修道院”文社，然而变为“争取自由”文社。他们是一群热情的先驱战士，他们正在迎接欧洲主义的到来。欧洲刚刚露出战争的苗头，他们就无比憎恨地反对任何国家的军国主义。法国过去很少产生这样一群勇敢、坚定、有才华有道德的年轻人。在德国，魏尔菲和他的“世界朋友”雷内·席克勒一起为促进谅解而热情地工作着；雷内·席克勒身为阿尔萨斯人，命中注定要介于两个国家之间，他在感情上特别强调，世界各族人民要和睦相处。作为我们的同志从意大利向我们发来问候的是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盖塞。从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各国也不断传来鼓励。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写信给我：“还是到我们这里来吧！让那些煽动我们进行战争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看看，你们这些奥地利人是不要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