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成为技术物种的时代正在来临吗？(7)

西方世界对技术的恐惧，还有对未来强烈的悲观看法，不是正反映了有钱有势的人担心在这样的世界里失去他们的特权地位，甚至是西方社会对失去文化与经济霸权的恐惧吗？难道这不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游戏吗？那些认为自己有权制造并应用技术的人，同时也在制造着恐惧，以实现对技术的控制，并防止其被滥用。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在缩减教育、基础科学研究与合作的经费，这可能会威胁到一些主要的工业国家在未来技术中的主导权，上述矛盾的状况是否强化了当前这一趋势？

电影《第六日》（2000）剧照。
尽管质询并调整诸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学及纳米技术之类的技术肯定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对于那些主导市场的大公司来说，新技术的很多产品和应用毫无疑问是破坏性的，威胁了它们现有的经济可持续性与增长性模型，而且是在它们传统控制区域以外的地方发展出来的。这些公司有能力通过有效地游说政府，对那些挑战其控制力的研究与开发踩上一脚刹车。媒体和娱乐工业可以通过创造叙事，让公众产生疏离感与挫败感，使他们反对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专家形成的精英阶层，从而转移他们对实际权力斗争的注意力。对技术的恐惧常被用作政治和经济武器，其威力不亚于技术本身。
创造积极技术未来的愿景
如上所述，对于一种也许很快就有能力破坏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的技术，人们的恐惧与日俱增，而科学家、艺术家与民众关于这种能力应当如何被控制以创造更好世界——一个生命有更多可能、更公平也更有意义的世界——的零星尝试，与这种恐惧共存。
在这个复杂的场景中，我们失去方向的希望、恐惧与努力， 正在奋力孕育出让我们得以生存的新文化。对于我们有可能定居的未来，我们该如何构建叙事与愿景？我们该如何设想出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够朝着它的实现努力？
西方社会对技术的恐惧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正如玛丽·雪莱在其著作《弗兰肯斯坦》（1918 年出版，雪莱时年20 岁）中精彩总结的那样，出现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蕴含的苦涩在很多西方人的心里刻下了很深的与技术有关的伤疤，后来乔治·奥威尔和阿道司·赫胥黎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在预测未来的学术新作品，以及无数反乌托邦未来的文化表现形式中，这些源于盎格鲁中心经验主义的叙事仍然很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