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基因编辑，为何成为比尔盖茨口中的救命良方？(4)

这种揣测背后的核心逻辑主要有三个方面：
1.技术伦理未建立。
技术作为工具，本身就具有双重性质，既可以为人类所用，带来力量的扩展和良好的效用，也有可能被用以作恶。
人工智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相对全面的社会伦理体系。比如技术民主化，通过算法开源、公开听证等形式来实现共治；再比如从哲学层面上定义人类与机器的分化。
而基因编辑的加入，则从更深层次改变了大众对“人”这一属性的认知，对生物安全和人类道德又提出了新的挑战。
2.基因驱动风险。
在相关规范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对生物体进行基因改造，都有可能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比如此前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生命科学研究部门Verily所开展的Debug项目，就通过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技术让蚊子绝育，在某个地区投放了2000只携带细菌的蚊子。
但一个编辑过基因的蚊子，会驱动它所有的后代都携带该基因。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基因会穿透整个种群。
那么，如果某种蚊子彻底消息，会不会对地球生态链产生影响？是否会与人类的生存变得息息相关？这些都是难以预测的。比如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所研发的除草、抗虫剂，在使用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对其他物种产生影响。
就像我们在这次疫情中学到的那样，“没有明确之前，要按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来防范”，并不为过。

3.技术滥用带来的社会问题。
前面我们提到，CRISPR/Cas9基因编辑已经相对成熟。从2013年到2018年，有超过 10 亿美元涌进了该类创业公司。
其中不乏谷歌、微软这样的巨头。比如 2019 年，谷歌母公司 Alphabet就用 6000 万美元投资了一家基因编辑公司。
但资本的本质就是追求利润，在降低基因编辑整体门槛的同时，滥用问题也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