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周恩来在重庆与党外人士交往的故事(7)

周恩来十分重视对《棠棣之花》演出的宣传，他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有关同志专门讨论了历史剧问题和这个剧的演出，并决定《新华日报》出专刊，他亲笔题写刊头《棠棣之花剧评》。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郭沫若不久又成功地创作了著名话剧《屈原》。剧中，通过对楚国统治集团黑暗政治、昏庸无道的描写，有力地揭露了蒋家王朝的反动腐朽，暗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才有光明和未来。
当时，在重庆对是否要演出《屈原》这个戏也曾有过争论。有人说剧本不符合历史真实；有人对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屈原有不同意见。周恩来反复地阅读了剧本，并和大家详细研究讨论。在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周恩来说，是否肯定这个戏不仅是艺术创作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问题。他多次亲临剧场看了排演，对其中的“雷电颂”尤其欣赏。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他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沫若借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怒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
为了提升演出效果，周恩来还把两位主要演员请到红岩村，让他们反复朗诵这段情绪热烈、文采斐然的台词给他听，然后对演员的表演进行了具体指导。他指出：“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要充分理解、正确表达郭沫若的思想感情。这是郭沫若说给国民党反动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屈原》的演出轰动了山城重庆，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周恩来在热心支持郭沫若创作的同时，对郭沫若作品的不妥之处也坦率提出意见。郭沫若的话剧《孔雀胆》，周恩来就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个剧虽然写得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其在重庆上演的意义也是无法与《屈原》等相提并论的。
郭沫若听人传达周恩来的这个意见时，听得非常认真，听完又让来人重述一遍。他沉思一会儿，很严肃地说：周恩来的批评是对的。我对某些历史人物常有偏爱偏见，这是很难改的毛病。他对此剧不及修改即行上演而感到遗憾。《孔雀胆》演出时，上座情况是很好的，也有不少赞赏之声，但人们再也没有听到郭沫若谈起这出戏，他的戏剧集里也没有收入。新中国成立后，每逢有人问他是否要修改这个戏时，他总是笑笑，有时幽默地说：让它留在故纸堆里吧。
周恩来对郭沫若《屈原研究》一书也有不同意见。其第三部分“屈原的思想”，周恩来仔细读过后，不仅帮助做过一些修改，使提法更为科学，而且就作者所引典故是否有笔误提醒过他。周恩来说，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他就屈原所处的时代局限性与其作为封建士大夫的阶级属性，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来与郭沫若讨论，充分表现出周恩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他对郭沫若推心置腹的诚挚态度。
可见，周恩来是郭沫若真正的知音。
原标题：《【党史故事】周恩来在重庆与党外人士交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