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只要诗在，长安就在(2)

《旧唐书》评价高适：“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用世俗或今人的价值观来评判，大器晚成的高适无疑是“成就了一番事业”的。青壮年时的高适和李白一样宦海沉浮，“考公不利”，但性格坚韧的他即便从蓟北重返故园，也仍然在农活中磨炼自己。等到安史之乱中得以重用，因军功和政见颇受唐玄宗、肃宗的信赖（除了代宗，否则也不会派宦官来执节），做到三镇节度使，封渤海县侯，达到人生顶点——这是对他半生蛰伏的奖励。而能够镇守边疆，平定内乱，对于一位渴望杀敌报国的边塞诗人来说，同样是壮志得筹的完美结局，足以让岑参、王昌龄、王之涣等人钦佩羡慕。而在《长安三万里》的开篇和结尾，手持高家枪、身着明光铠的高适，突出了其“将门之后”的武人属性，与彻夜纵歌，整晚开“轰趴”的文人群体显得格格不入；其性格上的耿直坚韧，木讷中曾经还带一些口吃，也与放浪形骸的李白形成鲜明的对照组。
李白在《少年行》中曾写到“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这一文一武的两青年，在赴京的路上不打不相识：一个是洒脱狂狷的商人之子，一个是严肃忠正的将门之后，其实性格上差距颇大，人生道路注定要分道扬镳。可讽刺的是，在“口蜜腹剑”同时又能力极强的李林甫掌权时，这两个大有抱负的青年都无用武之地，同病相怜的他们只能在蓟州再次经历失望，在江夏踌躇人生的方向；唯有到天下大乱之时，一直严格要求自己的高适才抓住了机会，从一个八品幕僚一跃成为封疆大吏，这其中不乏对唐朝门阀传统和用人制度的批判性。
此外，由高适的视角来侧面描写李白，更多了份好友才能触及的“灵魂深处”——原来潇洒不羁的李白也曾惭愧过、彷徨过、懊悔过，这可比酒宴上的贺知章等人看得更透。第一次到黄鹤楼时的李白目空一切，却在崔颢的诗作前自愧不如，这其实是所有大唐青年都有的傲气；而到了中、晚年时，李白的入赘和附逆，也成了人生失意的注脚。对于这两件不算光彩的选择，《长安三万里》并没有回避，而是向立传一样，借助高适给出了更详细的描绘和解释——这也让李白作为“人”而非“仙”的一面更加真实。
当然，为了保证角色性格的统一，电影中的高适关于入赘的态度不同于历史（实际上，李白第一次入赘许家的介绍人是孟浩然，第二次入赘宗家的介绍人正是高适），但点出了好友之间的情谊，同情甚于感叹。而在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永王之乱中，李白因为附逆入罪，高适因为拒绝救助好友而被后世批评“无情无义”，主创则利用之前郭子仪的伏笔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此时影片的主题因为时局而变得更加严肃，身居庙堂之高的高适已经磨炼出敏锐的政治眼光；可隐居闲散多年的李白仍然还处于“幼稚期”，偏偏不忘求闻于仕途，这种年龄和视野上的落差才是最为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