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佳：小世界的一枚创可贴(3)

《中国青年》：天使小聚，也是身边的原型吗？
张嘉佳：有新闻讲述过一个女孩，“我很乖，我来过”，当时看了很难受。身边也有一个朋友，从小身患绝症，后来走了。所有这些，都融到了小聚的身上。有的读者认为现实中小孩不应该说大人话，我也不想解释。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有特别的地方，小聚的特别就在于，这么小，就那么懂事。
《中国青年》：悲伤是一种生命常态，还是说，恰好“我”遇上了？
张嘉佳：二三十岁时觉得悲伤是常态，会害怕或者想逃避。但到了今天，我觉得无论悲伤还是痛苦，我都没有什么方法解决，就让它自然而然发生吧。
我父亲是好多年的心梗，后来又脑梗......有一年，我跟母亲两个人守夜，在医院过春节。父亲推进手术室之前，躺在担架上面，还很努力地要挣扎着坐起来，跟我挥挥手说，儿子，再见。
在医院里我守着父亲，待了很长的时间。此前参加朋友的葬礼，也不是一次两次。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会让人越来越确定，悲伤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中国青年》：你曾写下，“希望父亲病情稳定，不要走丢；希望母亲不要流泪，我在的”。接纳了这种悲伤之后，对于写作会有什么影响？
张嘉佳：我对自己认知很清晰，我没有能力去做世界的一轮太阳，我能做的是什么？给这个世界贴一枚创可贴。如果再往前走，写作方向很有可能会走歪掉。
《中国青年》：歪掉是指什么？
张嘉佳：我知道自己是一个脆弱的人，容易变主意的人，知难而退的人。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告诉自己，你要热爱生活，你要坚持，你做的是对的......我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矛盾体。如果想做太阳，很容易黑化。但写一本书，给这个世界贴一个创可贴，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子弹打过来时，我尝试理解它的意义
《中国青年》：距离《云边有个小卖部》出版三年后，才有了这本《天堂旅行团》，其中三年是“躺平”了吗?
张嘉佳：不可能老是在半空中漂浮不定，让很多人都能看到。做了出头鸟，一定会有枪，对不对？那子弹打过来，就算打不死你也会把你打疼，所以那几年是“躺平”的，我也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走到世界安静的深处。
《中国青年》：你刚才提到的“枪”是指什么？
张嘉佳：因为我的作品有争议，肯定是被打过很多枪，有说文笔华而不实的，也有说文笔简陋的；有说文学性不强的，有说矫情的......很矛盾，但是从前我也不在乎。很简单，我并没有能力或者野心，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一座丰碑。对于写作，我也不认为特别有使命感，只是肯定会一直按自己的要求写自己想写的，不管走到哪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