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的成长，从破产到组建新团队，我的成功之路(6)

在中国「关闭的大门」背后探险

提供咨询服务的一个好处是，它给我了旅行的机会。越是不寻常的地方，我发现的乐趣越多。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在 1984 年来到北京。在我此前的人生中，我看过的唯一的中国景象是挥舞着「红宝书」的人群，因此，有机会到这个当时依然几乎国门紧闭的国家看看，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得到邀请是因为我在香港有一个小的办公室，其主管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顾问。当时，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中国唯一允许与外界交流的「窗口企业」。北京到处都有很棒的、极为好客的人，他们教给了我们一项传统——在喊「干杯」的同时一口喝下杯中的茅台酒，并盛情地款待了我们。我、我妻子和另外几个人参加了这一次的中国之旅，由此开启了一段成果颇丰的 30 多年的历程，这段历程给我和我的家人都带来了深刻影响。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金融市场。最终由 9 家中国企业（包括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联合成立的、一个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的小组开始建设金融市场。这个小组在 1989 年启动，他们最初是在一个很小的宾馆房间里运作，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去他们的办公室要经过一个弯曲的金属楼梯，楼梯下有一个巨大的垃圾箱。我真的很敬重这些年轻人敢在这种时候冒这些风险，所以我向他们捐了一笔小钱，助他们一臂之力，并对能和他们分享我了解的东西而感到兴奋。这些人从无到有，建立起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以及政府的证券监管机构。
1994 年，我成立了一家公司，名为「桥水中国合作伙伴」。我确信中国注定会在 21 世纪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可是当时几乎没有人在中国投资。但划算的交易总是能够达成。我能向我的机构投资客户介绍机会，从而带来钱；我也能把中国企业介绍给美国企业，从而提供专门知识，作为交换，我们能在这些企业中得到股份。从实质意义上说，我正在中国建立第一家总部在美国的私人股权企业。
我带了一小群机构投资者客户访问中国，从而启动了这家企业。这些机构投资者客户一共管理着 700 亿美元的资产。回到美国后，我们一致同意更进一步，在北京设立一家联合控股的商业银行。尽管我早就知道，进入一个此前几乎没有人涉足的地域，需要很多试验和学习很多东西，但我很快意识到，我严重低估了我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的复杂性，以及所需要的时间。我发现我总是需要在凌晨 3 点接电话，努力弄明白我们感兴趣的那些企业不可靠的财务报表和可疑的股权结构，而在天亮之后，我还需要处理桥水的各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