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巍︱“凡人”休谟(6)

（曾打算续写《格列佛游记》）
。在给友人的信中，休谟曾这样写道：“难道您不认为，对我而言，在有生之年保持着对于优游闲散和插科打诨的嗜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吗？”
如果说，在休谟看来，“世人并不热衷于接受真理
（how little disposed the World is to receive truth）
”，如果说“大多数世人都甘受摆布和愚弄”
（So great dupes are the generality of mankind）
，如果说人们的行为更多地受制于天性、激情、习惯而非理性，如果说人们总是更偏好“轻松而明显的哲学”
（relaxed and obvious philosophy）
而非“精确而深奥的哲学”
（accurate and abstruse philosophy）
，那么，在与“理性与美的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在与那些“头脑愚钝、心地冷酷者”做斗争的过程中，怀疑、机智和反讽便成为最佳的武器：如果说怀疑可以揭露各种形而上的独断学说、毫无根据的党派偏见、愚昧无知的宗教迷信和虚矫浮夸的宗教狂热在智识和逻辑上的错谬不实，那么，机智和反讽则进一步地凸显出了它们在道德和实践上的表里不一、虚假可笑。针对“悭吝”这一不可救药的恶德，休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更愿赞成那些以机智幽默抨击悭吝的人，而不是那些以严肃的方式去治疗它的人。对染上了此种恶德的人，好心好意几乎毫不凑效。”
在《休谟传》中，莫斯纳以其如椽的大师手笔，为我们成功地复原了休谟这一本真洒脱、桀骜不逊、涉语成趣的智者形象。虽然生活于一个新生的商业社会，虽然一直致力于经济独立，但休谟从未被金钱和物质利益所驯化。在晚年，当书商以高价诱使他续写《英国史》时，休谟虽斩钉截铁但又不失幽默地回绝道：我必须拒绝这种提议，“原因有四：我太老，太胖，太懒，太富”。休谟也从未被权力所驯化，诚如他自己所说，当时的英国，虽然民权党把持了一切有利可图的权位，但他“从不献媚邀好于权贵”，他既不讨好辉格党，也不讨好托利党，而是始终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超越立场，“无论是议论政治，还是品藻人物，我都允执厥中（moderate）”，“在对事上，我更偏向于辉格党的原则，而在对人上，我更认同于托利党的偏见”。休谟甚至也不为政治所驯化，在给友人的信中，休谟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