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巍︱“凡人”休谟(13)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谟指出，“一个纯哲学家的为人，是不常受世人欢迎的……因为他的生活同人类远隔了，而且他所沉醉于其中的各种原则和观念也都是人们一样也不能了解的”。
最后，它还成为极端怀疑主义的解毒剂和有效的矫治手段。虽然休谟主张，“在人生一切事务中，我们仍然应当保存我们的怀疑主义”。因为唯有秉持这种怀疑主义的心智，我们才能克服人类心灵所固有的“因循的惰性”“鲁莽的暴戾”“高度的妄想”和“迷妄的轻信”。但是，如何才能将这种怀疑主义保持在合理健康的范围之内，而非走过头，以至于不仅摧毁了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一切推理，而且也破坏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信念和行动，并最终陷入一种“哲学的忧郁症和昏迷”呢？显然，在休谟看来，唯有在由行动和社交所构成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才能找到克服极端怀疑主义的不二法门。
最幸运的是，理性虽然不能驱散这些疑云，可是自然本身却足以达到那个目的，把我的哲学的忧郁症和昏迷治愈了，或者是通过松散这种心灵倾向，或者是通过某种事务和我的感官的生动印象，消灭了所有这些幻想（chimeras）。我就餐，我玩双六，我谈话，并和我的朋友们谈笑；在经过三、四个钟头的娱乐以后，我再返回来看这一类思辨时，就觉得这些思辨那样冷酷、牵强、可笑，因而发现自己无心再继续进行这类思辨了。
虽然极端怀疑主义的各种诡辩和玄奥的推理，可以在斗室中繁盛，但一旦人们走出房间，“置身于日常生活事务”，那种过度怀疑主义的结论便“烟消云散了，正如夜间的幽灵在曙光到来时消失去一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因生活和生存之必须而“不得不行动，不得不推理，不得不信仰”的人们，必然会将极端怀疑主义的教义抛之九霄云外，转而诉诸“常识”，诉诸“日常生活”的逻辑，就像休谟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包括那些极端的怀疑主义者——之所以仍然相信“火能生暖，水能提神”（虽然理性的解证并不能证明这一点），那只是因为他们如果作其他的想法，那是注定“会吃大亏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谟指出，“最能推翻皮浪主义或过分的怀疑原则的，乃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事务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