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巍︱“凡人”休谟(10)

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
混合的生活
诚如莫斯纳自己所言，绝大多数读者对于休谟本人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其思想的兴趣，故而，在这部休谟传中，“人占据了主要的舞台，而其观念只是为其行动提供了理据”。持平而论，仅就对休谟思想体系的厘定、辨析和诠释而言，莫斯纳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和笔墨，也谈不上有多少原创性的贡献。但莫斯纳真正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在历史上，他首次以丰赡详实的史料，酣畅淋漓、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为我们逼真地呈现了休谟相互交织的、多重的、复调的生活，也即哲学的生活（philosophical life）、社交的生活（sociable life）和行动的生活（active life）。
作为一名精研人性的哲学家，休谟对于“人”有着自己独到而复杂的理解：首先，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reasonable being）,这就意味着人必然要在某种程度上从事抽象的理论化活动，也即过一种青灯古卷式的哲学生活（或曰沉思的生活）；其次，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sociable being），这意味着，在纯粹的理论思辨之外，人必然还要“享受可意的有趣的交游”（agreeable and amusing company）；最后，人还是一种“行动的动物”（active being），故而在哲学和社交之外，人还不得不从事某种“职业和事务”(business and affairs)。在休谟看来，要实现这三重人性规定，并进而成就整全的人生，“哲学”“社交”和“事功”（职业和事务）这三者必须互为奥援，缺一不可。
也就是说，人们必然要过一种“
混合的
生活”（a
mixed
kind of life），因为“自然似乎指示给我们说，混合的生活才是最适宜于人类的，它并且秘密地警告我们不要为这些偏向中任何一种所迷惑，免得使他们不能适合于别的义务和享乐”。唯有经过这三种生活样式的反复涵育和历练，才能成就休谟所心仪的那种理想人格：“他对于书籍、社交和职业（books, company, and business），都能够有相当的才能和趣味；他在谈话中仍能保持文雅的文章（polite letters）中那种明察和幽雅；他在从事于职业时仍能保持正确的哲学（a just philosophy）所自然给人养成的那种忠实和精确（probity and accuracy）。”正如亚历山大·蒲柏在称颂朗吉努斯时所写的那样，“他自身的范例强化了其全部的法则；他自身就是他所描述的那种伟大的崇高”，而休谟自己也正是他所推崇的这种“混合的生活”的完美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