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巍︱“凡人”休谟(12)

《休谟传》英文版
但是，在莫斯纳对于休谟行动人生和社交人生的这种详实而妙趣横生的描摹之下，我们尚需进一步追问的是，对于休谟的哲学而言，这种跌宕起伏的职业生涯，这种觥筹交错社交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对于休谟哲学思想的发展到底有何种影响？
首先，它帮助休谟洞悉人心，熟谙世事，并为其“人性科学”的建构提供了第一手的实验材料。正如休谟在《人性论》的“序言”中所申明的那样，要确立一门和自然科学“同样确实、而且更为有用”的“人性科学”，我们必须“审慎地观察人生现象”，并“在世人的日常生活中，就着人类的交际、事务和娱乐去取得实验材料”。正是在多种职业生涯和人生际遇的历练中，在各色社交场所与三教九流人物的斡旋交涉中，休谟逐渐地熟悉了人性法则，洞彻了人性中各种隐晦的线索和错综的情节，并进而锤炼出对于人类行为之隐秘动机的高超解读能力，以及对于人类经纶事务如神谕般的判断力，从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力透纸背、屡验不爽的理论断言：“鼓吹爱国，笼络人心，一向为僭主篡权大开方便之门；阿谀逢迎，总是包藏着背信弃义的祸心；常备军队，无非是通往专制统治的桥梁；赞美上帝，不外使教士们坐收世俗之利。
”
其次，它让休谟的哲学植根于人类生活，植根于日常经验和日常实践，从而成为一种“常识哲学”，成为一种“对日常生活系统化、经过校验的反思”，而不是纵情于“热烈的想象”，从而沦为充满了各种凌空蹈虚的诡辩、虚幻不实的假设和玄奥微渺的推理的“虚妄的哲学”（false philosophy）和“夸饰的哲学”（extravagant philosophy），成为既与世人无关，也不为世人所理解的东西。在休谟看来，这种虚妄和夸饰的哲学之所以大行其道，其罪魁祸首便在于哲学家与日常生活的悬隔。如果哲学家过着一种独学无友的生活，“困守于高等学府和斗室”，“与世事和良伴相隔绝”，那么，“他所得出的种种结论将变得不切实际，如同它陈述的文体风格一样令人费解”。“的确，一个人若在其所有的论证中从不参照经验，或从不在大众的生活和交谈中探究那种经验（唯有在普通的生活和交谈中才能发现它），我们还能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