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版《漠河舞厅》，看这对恋人没有爱恨纠葛，只有相濡以沫(7)

他们俩，是不寻常的相遇。
钱钟书想写《围城》之时，杨绛由衷为他高兴，为减轻他的负担，有更多空余时间可以写作，她建议他减少授课时长。
即使如此会让本就节俭的生活更节俭，她却无欲无求，没有所谓。
为了减收费用，那个时间她没有雇佣女佣，自己挑起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家务事，心甘情愿做起了灶下婢。
《围城》出版时，钱钟书在序言中写道：“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一起的时光，他们每天在起居室里，静静地读书工作，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一起来回散步。
上帝如此之不公，因钱钟书是如此之卓越，他博览群书，记忆力超群，恋书如痴，那是他与生俱来的本能。
然而，这样“痴气”的钟书，在外人看来，不免不韵世故，不免高傲，不免刻薄不易亲近。
上帝或许垂帘这般“拙手笨脚”，在他的生命中安排了杨绛。
她懂得他的“痴”，欣赏他的“才”，明白的他不会世故。
她为他的生活带来了“烟火气”，她说：“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
她像一个孩子那般宠爱着他。
钱钟书在小说《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写下这样一句话：“赠与季康，绝无仅有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他评价杨绛：“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09爱的分别--人间走散，爱却未离

1994年，钱钟书生病住院，发现膀胱部位癌变，后又发现右肾萎缩坏死。
自此，医院成为了杨绛的“家”，她每天贴心服侍着钱钟书。
在她心里，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1996年，钱瑗因肺癌晚期住进了医院。
杨绛——这个耄耋老人，每日奔波于医院中，夜晚又不停地与女儿通电话，了解她的情况。
她成为丈夫和女儿的传声筒，每天奔波，交换着父女间的情况和进展，毫无隐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