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山水与诗书(2)

山水诗书：文化江南的四个维度
历史地理学家张伟然先生认为在唐人心目中，江南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区。作为独特的文化区域，“江南”是“佳丽地”，是“好山水”，江南的山、水、特有的物产植被以及经济地位是形成其特有文化品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唐代人心目中这个文化区域所独有的特点。（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美学研究者刘士林先生则认为“诗情”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刘士林《风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两者都敏感地认识到文化江南的独特风貌，也皆对这一风貌做出了不同程度、不同向度的解释。笔者认为，“文化江南”应当由山、水、诗、书四个维度构成。这里的“诗”是指广义的文学，“书”则是指与书籍撰写、制作、流通、存藏有关的技术、产业与运作制度。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化江南”的形成过程，就是江南山、水不断对象化、审美化、人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诗”与“书”是山、水审美化、人文化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作为审美对象与自然禀赋的山水，也为江南文学的发展与书籍产业的勃兴提供了滋养与资源。山水与诗书互相形塑，造就了风格独特的“文化江南”。作为客体的自然山、水与作为主体创造物的文学、书籍互相成就，互相促进，而作为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即是这种互相交融的原动力。“文化江南”的形成过程是作为主体的人发现、创造江南的山、水、诗、书的过程，也是江南山、水、诗、书滋养、形塑“人”的过程。
晋室南渡之后，陶渊明在九江发现了田园；谢灵运、孙绰则在浙东发现了山水的价值。“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诗人将山水客体化为认识的对象，发现了山水的价值，而山水融入了主体，成为诗人生命的一部分。宋代词人辛弃疾在信州所写“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则更是将山水主体化，让人处于客体的位置，人成了山水的对象。
对于山水与诗（文学）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提出文学“得江山之助”的命题。中古以降的诗人文士对此多有阐发，认为山、水不仅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素材，也形成了文人独有的风格特征。浙江省近年也提出“以诗(诗词曲赋)串文”“以路(水系古道)串带”，分别绘就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四条诗路”，正是走在历史的延长线上。这一计划为文化浙江，也为文化江南提供了经济一体化之外的文化一体化的尝试。然而，作为重要文化符号的“书”的研究与开发，还有不小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