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炜×袁梅×王晓文：董其昌——从潦倒少年到一代宗师(4)

董悌一共生了两个儿子，长子为汉儒，次子为静轩。长子董汉儒，字子策，号白斋翁，配沈氏。这就是董其昌的父母亲。
父亲董汉儒为金山卫庠生，是一位秀才，科举无望而去做了私塾先生谋生，似乎没有接受过多少高深教育，史书上称“白斋翁为里中儿师，熟诵《通鉴》数叶” ，学识毕竟有限，大概只能教育那些处在启蒙阶段的孩子。董汉儒在马桥的家，有薄田二十亩，日子紧紧巴巴，勉强度日。
董其昌在自撰的文章中从未提及自己的出生地马桥，只是说自己是“上海董家汇人”“更居华亭”。这是因为其中隐藏着一段董家人的心酸往事——董其昌的父亲董汉儒与原籍马桥的恶吏曾发生过冲突，无奈之下逃籍去了华亭。
这是一桩有关董其昌生平的历史悬案。要说清楚这一过程，就必须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明朝时有南、北两个直隶。华亭和马桥相距不远，都属于南直隶。南直隶管辖的区域位于今天的江苏南部及上海全境，这里属于长江下游平原，雨水充沛，万木向荣，是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也是大明王朝的重要粮仓。
明朝本是农业大国，但国家收取的农业税赋并不繁重，以全国论，最重的税赋当数南直隶的苏州府，其税赋约占农业收入的 20%，其他各县府大概都在 10% 以下，与苏州和上海相邻的溧阳(今属常州市)，税收只在 1% 至 5% 之间。就比例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才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银子两千余万两，和人口是其三十倍的中国大致相当;而与同时期的日本大名政府相比，日本的税收占收入的 50%。按理说，明朝税赋很轻，人民的生活应该没有问题。

董其昌《自书封敕稿本卷》清宫散佚书画纸本，纵 26.1 厘米，横 274.7 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但是，董其昌家的遭遇事涉社会基层的腐败。古代的中国是一个道德国家，以儒家的伦理传统来统治国家的历史已逾两千多年。明朝管理人民的方法，采取的是“里甲制”或“保甲制”，即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摊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这种制度至今还在赢得西方学者的喝彩，他们的理由是:“从帝国的角度来看，这种里甲制度十分有利，帝国不需要自己养着成千上万的官员税吏，而是交给地方长者来监督各个家庭的情形。里长、甲首不但了解地方情形，常常也能让税务运作顺畅，而无须国家军队介入。”可是他们忽略了这种里甲制存在的严重弊端:这些里长、甲首、户长，名义上是德高望重者，实际上都由当地官员指派，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征收赋税钱粮、派遣徭役。他们为了当上里长、甲首、户长以便“掌权”捞好处，就必须行贿官员，于是他们往往与官员勾结在一起，贪赃枉法，欺负老实人家，危害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