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火第一部分关于出神的实例(30)

他们还发现了如何促进这种冲动的发展。讲故事若要达到最佳的效果——也就是说，能够赚最多的钱——必须很富有吸引力，能够展现出积极故事元素与消极故事元素之间的显著对比。由于说书人在舞台上颇谨慎地戴着一个听筒，研究员就能够用生物反馈来给她及时的回应，告诉她该如何改变内容，或是增加紧张感，或是加深共鸣，不断指导观众转变自己的行为。
尽管这项研究聚焦于一个相对温和的“劝服”例子，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为此提供资金的事实让我们驻足思考。想象一下，新闻播音员或者政客用相同的技术，通过解读并调整神经生物学数据，就能够拨动心弦、煽动众怒、鼓舞希望，甚至引起共睦态。如果“焦点小组政治”品位拙劣，那么，“生物反馈政治”将如何走下去？
《连线》杂志联合创始人、未来主义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对此有一些想法。在2016年一篇关于时下宠儿——欧酷莱（Oculus）和“魔法跳跃”（Magic Leap）等虚拟现实的文章中，凯利将虚拟现实潜能作为一项监察、控制的技术来检测。“一个成功主导虚拟现实宇宙的公司很快就能够大量地储备不仅是你还有其他三十亿人的喜好，以及许多其他的细节。这并不难想象[43]
。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做需要大量费用，而且会造成侵扰。但在虚拟现实中做起来就便宜得多，也隐秘得多。”
很快，虚拟现实系统就会开始追踪从眼神注视到声音语调的一切——就像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式的计量生物学变得越来越完善一样——神经化学物质、荷尔蒙、脑电波，以及心脏连接。凯利继续道：“这种深入各类世界的对人行为的广泛追踪[44]
，能让你买东西，重导你的注意力，编辑你的兴趣史，下意识地说服你，量化你为自我提升而付出的行动等。如果说智能手机是人们乐意带在身上的监测装置，那么虚拟现实就是人们心甘情愿进入的整个监测状态。”
因此，想象一下安卓德·琼斯（Android Jones）正在创造的那种拟真视觉体验，一种早被设计为促进状态转换，之后又加入这种生物反馈循环的体验。为了能够得到身在更高处的激动喜悦，人们将非常乐意用自己的私人细节来交换。这将成为心醉神迷的新代价。
在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45]
中，可以看到这是如何发生的。赫胥黎将时间设定在2054年，描写了一个过度商业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被强制洗脑，性成为一种消遣（以团体“狂欢”为形式），以及索玛——一种能够提供“所有基督教义与酒精的好处却没有其缺点”[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