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国家“去美元”呈井喷与集合之势(2)

基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基本上采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以及该组织已完全被美国控制的事实，摆脱SWIFT并自建贸易交易机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新兴市场国家一项同向性制度安排，如俄罗斯打造出了自己的支付系统SPFS（金融信息传输系统），目前SPFS已拥有469个参与机构，其中包括14个国家的115个外国实体；同样，中国也创建了自己的贸易结算工具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截至目前，已吸引参与机构1427家，覆盖全球109个国家和地区；更有普遍意义的是，金砖国家正在准备创建自身统一的支付系统BRICSPay （金砖支付），相关问题有望在今年8月的南非“金砖五国首脑会议”上获得进一步探讨。
从全球范围看，“去美元”的行动并不只局限在新兴市场国家，比如欧盟就曾建立了一个名为SPV（特别目的机构）的法律实体，目的是绕开美国的制裁与伊朗开展能源贸易，此外，日本、英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央行已经共同组建了一个联合开发加密货币的小组，希望以此绕开美元结算，同时瑞士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储备量在全球仅次于俄罗斯。只是与发达经济相比，新兴市场国家“去美元”的阵容更为强大，主要原因还是新兴市场国家所遭受的美元危害更深，摆脱美元的束缚也就更具紧迫性。
首先，美元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美元升值意味着非美货币的贬值，结果是推动相应国家物价上涨，同时由于国际大宗商品用美元计价，后者贬值必然带动前者价格的上升，输入型通胀便蔓延至新兴市场。而更重要的是，掌控着铸币权的美联储面临着“特里芬困境”，即在短期国内目标与长期国际目标之发生冲突的情形下，美联储只会顾及自己的经济目标而不会考虑美元的外溢效应，正是如此，在经过了几轮量化宽松释放出巨量流动性从而创造了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后，美联储接着自去年至今的连续大幅升息引致非美货币集体受挫，几乎所有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没有逃脱恶性通胀的侵蚀。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本币竞争力十分羸弱的新兴市场国家被迫选择美元作为国内主要流通货币，在通胀面前失去了货币政策的相机调控权，因此，像委内瑞拉、萨尔瓦多、阿根廷等就成为了屡次美元价值变动下通胀最为严重的国家。
其次，美元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实现国际贸易平衡的主要羁绊者。一国国际贸易平衡由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两大因素所左右，前者包括商品与服务贸易，后者包括资本输入与输出。对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经常项目主要表现为资源的出口与商品和服务的进口，虽然美元的升值可以提振出口，但同时也会带来进口价格的提升，于是很多情况下出现进口大于出口的逆差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资源出口而言，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不仅本国制造业基础薄弱，而且服务供给能力也不够充分和强大，同时自我资本存量非常有限，由此既形成了对进口商品与服务的强烈依赖，也对资本项目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保持着较强需求，这样，在美元升值情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始终难以收获到贸易顺差的成果；另一方面，美元的贬值带动新兴市场主权货币升值，更是直接构成了其商品出口贸易的抑制，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可以通过外汇市场干预来推升本币从而改善出口，但抛售美元必然弱化外汇储备家底，对市场构成看空预期，进而可能引致国际资本流出，并加大资本项目逆差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