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脑特工队2》：为什么东亚小孩难以共情莱莉的青春期？(6)

皮克斯的反童话基因
《头脑特工队》系列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皮克斯基因。皮克斯擅长为万物重构一套生态系统。它在《机器人总动员》（2008）的宇宙里为机器人瓦力描绘过浪漫，也在《玩具总动员》（1995）中表现出了玩具“被玩”背后的残酷意味；它在《怪兽电力公司》（2001）里发现过笑与恐惧的发电机制，也在《飞屋环游记》（2009）时用气球与爱令回忆之家得以飞行。
在《头脑特工队》中，皮克斯则用虚幻之物让虚幻之物变得可见。按下一些按钮，滑动几个拉杆，就可以操控那些连我们自己都难以觉察的情绪。而每天都在被生产出来的记忆球，成了无比重要，却又在某些时刻不得不被抛弃的东西。

《头脑特工队2》（2024）剧照。
可是，九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更难对青春期的莱莉产生共情？
这或许与电影的主题有关。到底什么决定着“我们是谁”？这是《头脑特工队2》试图探讨的问题。在两部电影的叙事里，都是乐乐在主导着一切，但它最终明白，“我们无权决定莱莉是什么样的人”。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是，快乐，也没有权力决定莱莉是什么样的人。
那是什么决定着莱莉是谁呢？答案或许与影片始终选择“否认焦虑”的叙事策略共享了相同的脉络。青春期的莱莉想法简单而纯粹：“我是一个很棒的人”或者“我不够好”。在是否能加入冰球队、是否能进球得分以及是否显得像一个高中生的判断标准下，那条基准线变得单一而粗暴。
就像主角始终得是富有行动力的乐乐和焦焦那样：只有积极的生活，有成就的行动，才是正向的自我。可是，在被东亚的功绩精神“卷”着长大的我们看来，莱莉所谓的青春期失败，可能还不如没拿第一名的考卷必须要签上家长的名字那般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