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言必称“CP”,背后是一场性政治的革命｜文化纵横(16)

典范性的男性必须是“强壮的、成功的、有能力的、可靠的和有控制力的”。
然而，在中国古代的性别秩序中，男性身份却并不完全是依靠否定阴柔气质来界定的。异性恋也不是男性身份的必要条件。传统中国对于男子之间的同性性行为显示出了相当的宽容。如法律学者郭晓飞所言，中国历史上缺乏将同性性行为视为“罪孽”的意识形态。尽管清代的法典中出现了“鸡奸”一词，但只要不造成人身伤害或涉及未成年人，法律并没有对成年人之间两愿的同性性行为给予太多的关注。不仅法律上很少惩罚同性性关系，儒道释等主要宗教和信仰也“没有对同性间的性欲横加干涉，不管是男人之间还是女人之间的”。美国历史学者白露（Tania Barlow）认为，在西方，异性恋是生产性别的主要场域，女性只有成为男性的异性恋欲望对象，才算是女性。
但在1920年代之前的中国，家却是性别生产的首要场域。婚姻和性的目的是生产下一代家族成员、为血统服务。也就是说，只要男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没有威胁到家庭的稳定和传宗接代的任务，他们的男性身份就不会遭到质疑。
香港学者赵文宗（Chiu Man-Chung）也认为，儒家文化“不是以性行为本身的好或者坏为基础来考虑的”，而是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中来评价性行为。“只要在这个背景下，什么样的性行为都可以被接受，除非它对这个人际关系有负面效果”。
国内学者张在舟则指出，由于理学特别看重异性恋伦理，“通过限制男女之间的交往以求道德的洁净”，同性恋问题反而被忽略了，有时还会作为男性的另一种宣泄渠道加以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