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言必称“CP”,背后是一场性政治的革命｜文化纵横(20)

当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男性内部的等级秩序，以及男性与女性的等级秩序都经历了比较大的动荡和改写，对同性恋的定位也与传统社会有很大不同。1949年以后，“官方性话语中的生物实在论导致了一种对二元性差别的特别严格的观点，它认为自然决定了一套无法改变的性别特征和可能性”。同性恋因此被视为正统的异性恋秩序的破坏者，长期遭到默杀，“成为一个游荡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幽灵’”。直到1990年代，国家对同性恋行为的控制才放松。“1997年，流氓罪从中国刑法中删除；2001年，同性恋从第三版中国精神病分类目录中删除。这两个标志性事件被视为中国大陆同性恋的合法化和去病理化
（depathologization）。”在同志社群的努力下，同志身份开始赢得更多的社会理解和宽容。
中国腐文化圈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它所面对的性别压抑机制和等级秩序，其实是东方与西方的混合体。
但是去考究哪些压抑机制属于本土因素、哪些来自西方社会，对于本文来说并不是一项必须的工作。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因素的差异，但无论是东方和西方，父权制都会通过不断建构男性权威的理想形象来保持对权力的掌控。尽管这个理想男性的具体风格会随着历史、地域的因素产生变化，但他与权力的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宋耕才会认为男性气质是无形可具而又处处皆在的。由于男性气质并不是一个先验的本质性存在，而是一系列社会实践的模式，男子凭借这种实践而在性别化的社会结构中获得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