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社会学：芥川奖获奖作品《我推，燃烧》中的日本饭圈生态(5)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再一次发现作者对于“量产型”粉丝们所持有的不只是批判的情感。对于故事的主人公明里来说，即使是活成流水线上的产物已经需要投入比别人更多倍的努力。而对于更大范围内现实中们的年轻女性来说，主动接受自己是“量产型”的事实并加以自嘲很难说不是在上述社会定型背景下“弱者的反抗”。她们对这些标签的主动拥抱是在发现自己不像想象中那么特别时的一种应激式对策。也许一个更值得观察的点在于这种年轻女性身份和认同的复杂性不仅被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所书写，还逐渐被更为传统“文坛”接受的这一事实。
其实在2019年，女性和文学奖的关系就曾在日本社会引发过热烈讨论。在该年7月公布的直木奖入围名单中，全部6名候选人均为女性。这是偏向纯文学的芥川奖和更具娱乐性的直木奖这两大日本文学奖自战前创设以来首次发生的现象。根据日本媒体的统计，每年会颁发两次的这两个奖项其得主的性别分布非常不均衡。综合来看，男性得主的比率能占到七成以上。虽然在战前已经有不少女性作家成为了文学市场上的主流，但直到1938年第8届芥川奖和1940年第11届直木奖时才第一次有女性夺得。
上述文学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直到上世纪的1980年代才开始有所改变。《产经新闻》的一篇评论指出，正是随着女性社会参与度的增加，她们在文学中的地位才得到了提高。确实，1986年日本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实施，它从法律上给予两性在职场上同样的保障。次年，女性首次进入了两文学奖评审委员会。1996年，两奖的得主又第一次同时由两位女性包办。该报道还引用了文艺评论家斋藤美奈子的话指出其实到了现下，不管是纯文学还是娱乐文学多少都已经面临无题可写的窘境。而如果说文学最初起源于“伤痕”，那么时刻面对着系统性性别不平等的女性比起男性来说有着更多可以书写的灵感和题材就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回到《我推，燃烧》来说，作者宇佐见的人生经历确实也符合了这种假说。宇佐见虽然没有和明里那样的疾病，但她在采访中也表示自己在学生时代曾遭遇过让她想要退学级别的身心挫折。
同时，她到今天为止还有着属于自己的“推”。这名演员的作品一直能带给她慰藉。
但反过来说，这种类似于女性只能书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思路多少带有些“本质主义”色彩，从而在根本上仍有否定女性创造力的嫌疑。这不禁让人想起在日本还有一个叫做“由女性为女性写作的R-18（‘十八禁’的意思）文学奖”。这一创设于2002年的奖项旨在鼓励女性作家在情色文学上的创作。从2012年开始，主办方以女性写作“性”已经不再稀有为由取消了对投稿作品主题的限制。但同时它还是强调了希望投稿能够表现出“女性独有的感性”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而作为对得奖者的鼓励，除了有30万日元的现金之外主办方还会附赠一台体脂测量仪。为了实现性别平等，两性的差异到底应该强调还是抹平？“女性特质”究竟是自我认同还是刻板印象？这些在社会科学中没有结论的争议在文学这个场域中也同样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