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广东文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生动实践(3)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南粤大地一批热血文化青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下，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聆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党的领导下，以文艺为利器，为大众服务，积极投身抗日民族解放运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走向成熟。在革命根据地延安的广东籍文学家欧阳山、草明、阮章竞，贯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服从和服务于火热的革命斗争，开启了文学创作的新阶段。有“人民音乐家”之称的冼星海，在延安精神的感召下相继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民族交响诗，极大激发了人们的抗日热情。广东革命文艺、红色文艺紧紧连着党的初心与使命，与时代同步伐，与民族共命运，为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发挥了特殊重要作用。
二、启智慧之先河，改造国人精神世界
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离不开文艺。文艺具有培根铸魂作用，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在近现代、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进步发展中，广东文艺始终走在引领时代精神的前列。
广东作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策源地，也是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实践田。在文艺为革命先行先导的同时，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思想文化先驱都对文艺改造国民性这一课题进行了悉心探索，掀起了一股文艺救国的热潮。梁启超从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开始，积极探索和实践了报刊、“新小说”、“新史学”等国民性改造途径，《少年中国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鲁迅是启蒙主义的文学巨人，是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在广州的燃情岁月里，他不断用小说、杂文等文艺形式对旧中国贫苦农民和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进行深刻的剖析，写下《在钟楼上》《而已集》《三闲集》等名篇，为其他文化先驱继续探索国民性改造这一永恒的话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培养了大批文艺青年，传播先进思想，成为广州左翼文艺的旗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赞他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并肯定“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不断攀登思想高峰的努力，永远值得我国文艺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