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如海一身藏——侦探小说对现代城市的美学书写(7)

《东方快车谋杀案》书封
都市空间是通过交叉社会关系的相切而被生产出来的，这些社会关系的结合生产出了意义形式——无论是本雅明的拱廊或电影院，还是克拉考尔的火车站或职业介绍所，例如《东方快车谋杀案》体现了原子化的个人如何被新时代的文明空间——火车车厢所结合起来。侦探小说与现代都市空间之间隐形的脐带，牵动着二十世纪侦探小说在全世界的发展。被誉为日本侦探小说奠基者的江户川乱步，以日本独特的和式居住空间创作出密室杀人的侦探小说，更成功地将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东京的新都市地景，纳入他不同的短篇小说中。侦探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探索也是在书写城市的故事，但所有这些书写和我们的阅读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和目的？本雅明指出，侦探发现了城市的欲望和罪恶，因此可以给现代文明带来震惊，让它苏醒过来；而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并没有这种选择，也许这意味着城市与文明没有什么未来。
另一方面，从侦探文学的一个个白日梦中我们可以汲取其他教训，再次思考城市与文明的悖论，进而想象不同的改造方式。关键的步骤不是醒来（实现隐秘的愿望），也不是回归梦境（发现潜在的信息），而是以更大的兴趣探讨城市的无意识逻辑。
古典侦探们用理性的方式统治经验世界，福尔摩斯想要恢复一个万物相联而具有意义的整体世界，但这一方式要付出的代价是现实的历史与物质前提被抽象，现实不得不成为主体予取予求的被动材料。而现代的侦探作家们意识到，现实的逻辑将不再是单一的，也不是普遍的，不能用宏大叙事来限定，城市包含着矛盾的、不相容的逻辑。从这一角度来说，城市之所以像梦一般，也许是因为城市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精神或偶然的作品，更是因为它们体现了矛盾且模棱两可的因素。
侦探文学中书写的种种罪行其实已经敲响了社会的警钟：恐怖主义、民众骚乱、金融投机、蔓延的疾病和极度的贫穷毁坏了城市。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如此之多，以至于显得荒唐：以西方为主导的新自由经济结构迫使人们离开土地，来到简陋的城镇，于是千万级人口而粮食不足的巨大城市被创造出来。但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梦想不是人们唯一的信念，也不是必然的梦想。行走于明暗、醉醒之间的那些侦探告诫我们，既不要陷入合理化和工具逻辑的“醒的世界”，也不要堕入欲望和恐惧的“梦的世界”，而是要像现象学口号所说的那样，转向具体的事物与人，或者像舍瓦尔夫妇在《马丁贝克探案集》最后呼吁的一样，拥抱一种更为宏伟的社会改造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