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历史沿革（第十期）(34)

甚至在1941年8月7日利特尔顿致函戴高乐以后这种猜疑还是没有消散，利特尔顿大臣在信中说：“我很荣幸向您再次保证，英国在叙利亚或黎巴嫩，除了打赢战争以外别无其他利害关系。我们决不想侵犯法国的地位，自由法国和英国双方都保证使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当这一必要步骤不受损害地实现以后我们欣然承认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应享有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更优越的地位。”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和1941年春英国从班加西首次撤退以后的日子里近东的政治领袖们曾转向德国人，因为他们最希望使自己摆脱法国的保护，根据他们对形势的看法时他们认为德国人是他们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可能的救星。

（十七）后来伊拉克叛变的失败，英国人的进入叙利亚，再加上英国对自由法国答应给予叙利亚独立所作的保证，近东有许多人的希望又转而向着英国。另有几个政治领袖则认为英国和法国不管是什么商标和货色，都是中东人民的顽固不化的剥削者，这些人宁愿先观望一番，再决定何去何从。自由法国的外籍军团明白表示不愿向法国的白人军队开火，尤其不愿向军团中支持维希的那些部队开火，这引起进一步的困难。他们的反对是有其实质的。要法国人对法国人开火，这是件很难堪的事。这个可怕的念头从运动成立之初当然就曾使戴高乐烦扰不安，虽然面临他所受到的挑衅，他却准备命令他的部队，如果遭到法国人攻击便开枪，并且对1940年8月7日协议中的有关条款作出任意的解释，但是他也表明他热切希望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军团的成员曾宣誓效忠法兰西共和国元首，他们获准参加这个著名的部队时曾经保证要遵守一些条件，因此他们的处境更其微妙。
有一度自由法国这一旅人不得不从前线撤回，如果冷眼旁观就比较容易看清问题的正反两面，但是在一场相当重大的战役中间一支重要的部队突然不知去向，这对负责指挥的将领来说的确是很窘的。像这种麻烦事件以及因为语言不通和习惯作法不同而引起的其他麻烦事件很可能助长在场的自由法国人员和英国人之间的恶感，而同7月14日叙利亚停战有关的一些在其他情况下无法解释的事情多半也是由于这些事件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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