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2)

不过，以游牧为主要生计的西方先民，并不是只认个人，只重个人，只有个人化（或小家化）的习俗。他们有过行会和村社里多见的互助，起码还有宗教。宗教的教产公有、律己守诫、博爱济贫，就是对个人主义的制衡，差不多是一种僧侣社会主义，特别适合相互陌生的下层民众，比如亚欧大陆上那些足迹漫长而复杂的牧人和难民。日后的《乌托邦》（托马斯莫尔）与《太阳城》（康帕内拉），作为人们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多是在教堂的钟声里萌发。
另一种形态是，儒家成长于东亚，有“雨热同季”等宜农条件，依托稳固的家族体制和亲缘关系。人们在什么地方一住就是几代，甚至几十代，因此更看重“孝悌”：以前者凝聚纵向的长幼，以后者和睦横向的同辈，编织亲属亲情网络。哪怕向外延伸，也是以“父子”推及“君臣”，以“同胞”推及“百姓”，以家喻国，视国为家，往根子上说，或可称之为家族社会主义，稍加放大便是天下“大同”的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以后，宗教也好，儒家也好，都成了现代启蒙主义碾压的弃物。《圣经》说：“上帝爱世人”。但上帝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是那个让童女未孕而生并以圣血清洗世人原罪的耶和华大叔？《尚书》称：“天视自我民视”。那么“天”又是什么？白云苍狗不就是一些水蒸汽？雷公电母一遇到避雷针，不也得黯然下岗？
显然，因无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以为支撑，缺乏足够的证据链和逻辑链，先人们只能把一种群体关怀和道德理性大而化之，含糊其辞，凑合一点故事想象和武断格言，最终归因于僧侣的“神意”或儒生的“天道”。这在人类文明早期也许够了——放到16世纪以后，就不大容易听入耳，缺少实验室和方程式的配置。
一个科学的时代正在到场。

16世纪以后，科学时代到场，“神意”和“天道”逐渐退去
随着“神意”和“天道”退去，包括教会、儒林的腐败自损其公信力，群己关系的最大一次失衡由此开始，个人主义也开始由一种文化基因，彰显为一种文化巨流。只有到这时候，一些中国学者才开始面生忧色，心生不安，渐启微词。费孝通担心西方文化长于“扬己”而短于“克己”。钱穆怀疑西方文化不过是偏离人性的“小我教”而非“大群教”。连严复也受欧洲一战的刺激，一反坚定西化派的立场，顾不上自己所译介的《天演论》（赫胥黎著），在晚年写给学生的一封信中，痛斥西方所为不过是“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反而是自己曾恶批过的孔孟之道“量同天地，恩泽寰宇”。不过，这些声音来自一个经济落后的农耕社会，很快就被学西方、赶西方、同西方一个样的激进声浪所淹没，并不能阻止个人主义挟工业化大势，在全球范围内一路高歌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