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乔治·霍斯金斯与英国新社会史的兴起(10)

“没有这种对来龙去脉的仔细准备，我的装着搜集资料的硬纸袋里装的结果只是一袋粗糠。”(108)英国新社会史的主力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在20世纪50年代下设地方史分组，创办名为《地方史学报》的期刊(后更名为《我们的历史》)应非巧合。(109)当时自视为“被放逐者”的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希尔顿、霍布斯鲍姆等新社会史第一代干将不仅将霍斯金斯引为同道，视其为学术上的“老式激进者”与“异端”，而且就其从《过去与现在》创刊伊始的扶持与帮助也一直感激不已。(110)此外，他对更晚一代的英国新社会史家如玛格丽特·斯普福德(Margaret Spufford)、安东尼·弗莱彻(1941-)等也产生了深远影响。(111)
行文至此，我们有理由对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的疑问——新社会史“它是左翼思想独有的‘所有物’和产品吗？”(112)作出否定性的回答。英国新社会史不能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完全画上等号。有西方学者就认为，自由主义史学家屈威廉不仅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传统社会史学者，同时也属于第一批新社会史的开创者。(113)作为英国新社会史道路开拓者之一，霍斯金斯与屈威廉一样对英国新社会史的兴起功不可没，他所致力建设的新地方史，在研究对象、视角乃至理念与方法等方面都对新社会史有孕育与助推之功，他当列“第一批”新社会史先驱之中。这不仅体现出新社会史史学渊源的多元性，也反映了其包容性与开放性。这也说明在学科分立走入专深的现代史学研究中，也要注重联系与贯通的路径，更为立体、完整地认识与理解研究对象，尤其在对史学源流的审视上。
注释：
①霍斯金斯直接影响了学者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地方史的界定与认知。一般认为英国新地方史有如下四大特征：首先，它聚焦于普遍关注的综合性议题；其次，它注重发掘利用各种史料，既利用文献史料也利用物质史料，后者包括景观、建筑、人工制品等实体史料；第三，它开掘出多种研究技艺(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第四，它利用多种研究方法解释资料，这一进路既可能来自对景观证据的分析，也可能来自对人口统计学模型、投票行为或社会结构的分析。参见John Beckett,Writing Local Histor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pp.2-3; Kate Tiller,"The VCH:Past,Present and Future," The Historian,Vol.42(1994),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