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乔治·霍斯金斯与英国新社会史的兴起(9)

从史学实践来看，霍斯金斯也突破并改变了英国传统史学对社会史的界定与看法。在1943-1944年间，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学术委员会旨在调研《维多利亚郡史》的未来编纂。该委员会在1945年的报告中写道：“英国社会史的主线即准确记载庄园世系的历史”，正是《维多利亚郡史》所要编纂的历史。霍斯金斯则“劝使《维多利亚郡史》接受了其观点，即地方史是有关共同体内的人群——这包括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乡绅和教士”。(95)该套丛书的编纂内容最初设计是：由上等阶层为上等阶层所书写的上等阶层的历史。(96)最终，霍斯金斯推动了《维多利亚郡史》在新方向上的迈进，不仅让它囊括了经济史，而且编纂了他所主张的社会史。(97)在1955年出版的《社会史研究：致敬屈威廉》这本文集中，主编普拉姆(J.H.Plumb)预言：
“社会史，从最全面、最深刻的意义上而言，现今正是一个无比富饶的研究领域并且在这代人内将会作出最伟大的发现。”(98)作为该文集8位被邀请的优秀史家(来自英、美两国)之一，也是唯一的地方史家，霍斯金斯显然对此蓬勃现象做出了重要贡献。(99)就在普拉姆此番判断近20年后，学者们在回顾霍斯金斯的学术贡献时，便将其誉为英国乡村史和城市史的道路开拓者，这又分别包括农业史、社会史和人口史，建筑史、社会结构史和工业史。(100)所以，笔者将其称之为新社会史的先驱或开拓者之一并非过誉之称。
透过学术谱系不难发现，霍斯金斯的上述研究与论述大多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60年代之前，而新社会史主帅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的成名作均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史也正是在此之后迎来现代化的“变幻之风”，革故鼎新为新社会史。(101)史学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学术的链条从来都是环环相扣的，英国新社会史的史学渊源也不止于一端。在20世纪60年代初，便有学者注意到新社会史与新地方史之间的密切关系。英国社会史家珀金(H.J.Perkin)在1962年发表的著述中便认为社会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当时仍是英国史学研究中的“灰姑娘”，若不将地方史的发展纳入考量之中，那么以学科的通行标准来看社会史便几乎不存在。(102)20世纪70年代以降，地方史更是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实验基地之一。(103)
霍斯金斯与新社会史兴起之间的关系从其对新社会史多位代表性学者的影响也可管窥一二。霍斯金斯在20世纪40年代便鼓励希尔顿(Rodney H.Hilton)研究莱斯特郡地方史，此后又将《维多利亚郡史》莱斯特郡史的“中世纪农业史”部分交由其负责。(104)受他影响，希尔顿很早便意识到地方史对理解社会与经济运动、整体史的价值与意义。(105)这一路径甚至影响了其一生的治学特征，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详尽的史料对封建社会的农民和农民运动进行系统的地方史研究。希尔顿也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中首先提出“从下往上看”理念的学者，并认为“只有从下往上看历史，才有可能更准确地重视整个社会的面貌”。(106)霍布斯鲍姆则认为《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一书教导了历史学家如何行走、观察与阅读。(107)汤普森则不仅认为霍斯金斯对公地的研究有同情心和富有教益、将其《米德兰农民》一书誉为最有价值的共有权利研究著作之一，而且对地方史研究也表达了“谦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