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第一记我和我的母亲(4)

还有一次，大约是我一两岁的时候，母亲在我家屋后的山脚田坎边坡上种了两行南瓜和豌豆，这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母亲还是很小心地把它们种在背僻的地方，可是还是被人发现举报到生产队了。这可是“资本主义的苗”，社会主义集体生产队怎么能允许个人私自种自留地？生产队长要在大队部连夜开批斗会，要求母亲在生产队集体会上做检讨，母亲在惊吓之余并没有慌张，她把家里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翻出来带在身上，在当众做检讨时，她首先拿出毛主席语录读了几句“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然后说来开会之前已经把苗子都拔掉喂猪了，然后就喊“毛-主-席-万-岁！”，居然把生产队长噎住了，批斗会最终没怎么批起来，生产队长也跟着喊了几句毛-主-席-万-岁！就宣布这情形大约也能解释母亲为何有胆量给我起这样一个名字了。
我的前后几辈人的辈分是“惟此孝友、孔慎庸行、爱敬自守”，庸是父亲的辈分，行是我的辈分。村子里上下几辈人中乙丙丁戊都有人起名，但是“甲”这个字没人敢起。那个年代山区农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孩子名字越贱可能越好养，所以叫狗子狗剩狗娃的很多。母亲给我起的名字就是“行甲”，小名就是“甲儿”。别说在我那个村里，后来我考上中学，大学，研究生，几乎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被老师同学问到我这个名字有什么讲究，我才发现我这个名字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大气。
还好我从读书起，就一直读得不错，算是没有辜负母亲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大气的名字。
我五岁多就上学了，原因是姐姐满七岁要去上学，我一个人在家没有人带着玩了，于是母亲让我跟着姐姐去隔壁村的茅草坝小学上学。我们的老师多数是民办教师，老师不够，学生也不够，所以一二年级是在一个教室里上的。老师先给一年级的学生讲，布置学生做作业，然后在黑板上画一条竖线，在另一边给二年级的孩子讲。从上学开始，我的学习成绩就一直不错，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我开始成了整个茅草坝小学学习成绩好的代名词。
我很清楚地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双百分。我的老师李道敏策划了一次送喜报，他把家里的锣鼓扠子带着，放学后让我走在前面，班上凡是和我的家同方向的学生都一起跟着，一边敲着锣鼓一边热热闹闹地把我送回家。我在快到家的途中喊在地里劳作的母亲，说李老师和同学来送奖状来了，母亲当时喜悦得把锄头扔在地里赶回家迎接。四十多年过去了，母亲当时满脸的汗水红扑扑的笑容仍然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