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辨出那是三声连续射击的声响。在许多年之后，这一声响仍然会在夜晚把我惊醒。”佩雷斯回忆拉宾遇刺经过(2)

这些情况对拉宾和我的领导权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从奥斯陆迸发出的希望日渐黯淡，希望在一些人身上消退，在另外一些人身上更是不见了踪影。妇女和儿童在街上被杀害，然而我们还在参与进行中的谈判，仍然和一部分了解和平迫切性的巴勒斯坦人共同努力。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尤其不能在我们已经走了那么远之后，在我们曾为以色列的孩子们、为那些尚未出生的孩子们许下诺言之后。因此，我们迎难而上，同时心中明白，如果我们被选民赶下台，那也是因为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我们坚决捍卫了犹太人的价值观。
在经过这么多年的竞争与合作之后，只有在那个夏天，我对拉宾的尊敬才变成真正的崇拜。他和我成为攻击的对象，不仅仅是在媒体上，在大街上也是如此。反对者们把我们的肖像穿上纳粹制服，然后焚烧。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在街上，有的时候甚至抬出一个棺材要给拉宾备着。这一情景令人害怕。
我还记得人们曾告诉我一个特别骇人听闻的时刻。当时，拉宾正走过位于雅法和特拉维夫之间的内坦亚（Netanya）的温盖特学院（Wingate Institute）。聚在那里的人群中有人开始叫喊着一些令人不快的话，他们咒骂、尖叫，有人甚至向总理吐唾沫。拉宾没有改变步伐或是表情；他径直走过这一切，头高高地昂起，全身散发出迷人的光环，
这是一个拥有信念的人的光环，一个忙于事业因而不可能被如此卑劣行径动摇的人才会有的光环。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他展现出非凡的勇气，无论付出多少个人代价也不愿意让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从未看到他取消过一次会议或是见面会—实际上，我从未看到过他向仇恨的力量退让任何阵地。他只是继续前行。
由于国内的暴力不断分散对和平进程的支持，拉宾担心，如果举行大选，我们有可能败北。考虑到我们必须重新唤起人们对和平的热情、平息宣战的呼声，我建议举行一个大型的集会——一个和平集会，让我们有机会向以色列人民展示，尽管和平的声音正被反对者愤怒的叫喊声淹没，它并没有泯灭。实际上我相信，一个和平集会有力量将那些害怕发出和平呼声的人们吸引出来，同时也鼓励更多人拥护和平，进而产生一种可以带来希望的能量影响全国上下。它可以说服人们再次相信，我们努力实现的未来有多么美好和强大。
拉宾对这个主意很担心。“西蒙，如果它失败了怎么办？”在我们首次讨论这一想法的几天后，在一个深夜的电话中，拉宾问我，“如果人们都不来怎么办？”